茶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近代中外商品文化交流中，茶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材料   顺治十八年，达赖喇嘛主动向中央政府请求西藏输送马匹以换取茶叶。乾隆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向皇帝上奏，甘肃番、民错处，惟茶是赖。番、民都用粮食来换取茶叶，这极大地充实了地方财政。同时清政府也以边疆地区是否恭顺与边茶贸易挂钩。在外贸方面，茶叶成为清朝吸纳白银、抵御外国商品倾销、保持贸易顺差的有力武器。

到18世纪末，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进口茶叶从6吨达到了11000吨，茶叶从贵族走向平民，迅速取代了酒类，成为国民饮品。大量的茶叶消费需求导致英国茶叶走私严重，同时对华贸易出现严重赤字。

清代中后期形成了三个最大的茶叶出口地：汉口的砖茶多流向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和俄罗斯；上海出口的红、绿茶销往欧洲、美国；福州出口的茶叶多是销往南洋群岛和南美洲。

——摘编自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

材料   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9年12月26日，在对试行法进行修改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部法律较之于试行法有了重大进步：一是内容更加科学。《环境保护法》坚持了大环保的理念，增加了“改善环境”的规定，反映了现实需求；明确了环境监管体制，对监管部门、监管职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克服了试行法政企不分的问题；建立了环境监管的基本制度，如环境标准、环境检测、环境影响评价、法律责任等；初步建立了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框架。二是立法技术显著进步。20世纪80年代兴起并迅速发展的环境法学研究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体系性显著增强，制度规定和表运更加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考虑。

——摘编自郭兆晖《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40年》

材料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松赞干布深感改革的必要，于是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法拉第在19世纪40至60年代以蜡烛为主题，面向青少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演讲内容后来被编成《蜡烛的化学史》一书出版发行，内容主要涉及蜡烛的组成、蜡烛的燃烧，以及氢、氧、水、二氧化碳的物理化学性质，还有大气的组成。如“我们知道蜡烛曾是一种重要的照明工具，它很亮，但温度不高；而同样来自氢氧焰的火炬，温度很高却不亮”。不过，科学家对物体的加热发光原理的解释，直到1925年运用量子理论才最终完成(如霓虹灯是由氛气放电造成原子内部电子的跃迁而发光的),法拉第那个时代这些理论都尚未成形，但是他对自己实验所描述的现象，进行了完全合理的解释。截至2020年，《蜡烛的化学史》英文版已再版200多次，日文版也畅销了80多版，第一部中文全译版正式问世。有两名日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将该书视为自己的启蒙读物。

——据[英]法拉第《蜡烛的化学史》等整理

材料二   1950年8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在当时推动翻译了大量苏联的科普图书，比较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苏联大众科学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联青年科学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译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系列等。1961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国内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知识科普丛书。代表性作品的有胡愈之倡导、竺可桢等参与撰稿的“知识丛书”,华罗庚等编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小丛书”,茅以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李四光等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等。这些图书都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借鉴苏联科普名著的基础上打造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创造了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

——摘编自颜实《70年，由科普爱上科学——记新中国科普出版70年》

材料一   秦汉时期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已纳入中央集权制度统一的郡县体制，但所设郡县只不过是中央王朝的政治和军事据点，而广大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民族的上层直接统治，实为“郡国”并存。……隋文帝统一全国而对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则鞭长莫及，唐代实行羁縻州制而使这里变为经制州、羁縻州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并存的“三管齐下”。

——摘编自黄才贵《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

材料二   元代在今贵州一概取消地方民族政权并改羁縻州峒制，通过以地势分属的四川、湖广和云南3个行省，全面推行土司制。明代在今贵州境实行“土流并置，军政分管”的政策，卫所和土司各有辖地，互有分工，卫所管军户，土司主要管理当地少数民族。卫所插入土司地区，控扼军事要道，并以此为据点，逐渐实行“改土归流”。清代在贵州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各长官司置于府、州、县的管辖之下，或增设副司以分其权，或收为土舍、土弁听流官调遣，许多土司已是名存实亡。

——摘编自黄才贵《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

材料   集结于豫皖边境地区的新四军第4支队于5月12日起进至巢县以南，7月间袭击运漕地区伪军，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二县城。11月，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抵达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

至1938年10月，新四军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7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4县抗敌总会以茅麓茶叶公司经理、当地自卫队负责人纪振纲为主任，进步人士樊玉琳、新四军第1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为副主任。8月，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以著名绅士叶文明为主任，国民党员张干农、新四军干部夏定才为副主任。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