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白居易（772～846），太原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因政治抱负不得实现，毕生精力倾注在诗文方面。胡适说：“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陈寅恪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元（稹）白（居易）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据钱穆《中国文学史》等

材料一   (班固)父彪，当两汉之际，“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在上层社会中颇有声誉，“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他续《史记》，但反对司马迁的异端观点，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为父守丧期间拜阅了父亲《后传》的手稿，感到父亲“所续前史未详”，经过反复思考，决心要继承和发展父亲的史学事业。班固历时二十年写《汉书》，记刘邦起义以至王莽的失败，共分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汉书》中有4篇纪、6篇表、3篇志、40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的，其中有的是增补了多少不等的材料，有的是基本上依原文照录。

——《史记》的传承与增补

材料二   班固利用了《史记》在体例、史料、写作艺术以及某些观点上的成就，并且也利用了《史记》的学术威信和社会威望，但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而加以改写。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他在《叙传》里证明汉以火德代周末之木德，正如帝尧之以火德代替帝喾的木德一样，是按着必然的程序出现的。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做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进步性。《史记》尊信《诗》《书》但决不同意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且还自命为“一家之言”，《汉书》与此相反;《史记・货殖列传》中申述财富的不齐决定了人民社会身份的贵贱，并肯定农工商虞治生谋利的活动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从而反对官方的经济垄断，而《汉书》则以封建等级不可逾越为永恒秩序，要求百姓“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

——《白寿彝史学二十讲一一大一统中古时代》

材料   郑思肖（1241—1318），号所南，福建人，南宋学者、画家。少时勤奋，侍父读书，明忠孝廉义，14岁中秀才，后又考取太学生。宋亡后，不肯仕元，改名“思肖”，暗寓思赵宋。他画兰不画土，人问其故，则曰：“一片中国地，为夷狄所得，吾忍画耶？”一生写爱国诗歌400余首。晚年隐居苏州，邑宰“胁以赋役”索一幅墨兰，他答曰：“头可断，兰不可得！”逝世前，将田产交托寺庙，用作祭祀家人和接济乡邻。元末直至清，多人为他作传，成为“遗民”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国画中的民族意识》里，称赞郑思肖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记者招待会回答台湾问题时，引用其诗作“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摘编自《苏州府志·郑所南小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