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同一纬度带的中国与北美大陆几乎同期经历了罕见的大蝗灾。清代颁布的《户部则例》《大清律例》规定报灾、勘灾、治灾等事宜，法令详尽。1856年，咸丰帝出宫见蝗群如乌云盖天，处理各地治蝗不力官员达20人以上，从摘去顶戴、革职到发往军台等。这一时期除蝗以人工捕除为主，如生物除治、捕打、碾压、使用毒物等，这些捕蝗技术随中国华工赴美而带至美国。

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蝗虫飞入草原、田地，食夺一空，居民多举家迁徙。美国治蝗法令单一而粗疏，且基本由地方负责修订，主要推行奖励金制度以征召捕蝗大军，不对捕治官民责任认定。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研发、使用捕蝗机器，如煤油配合焚烧机使用，效力显而用力少。1885年砷类毒物与糠混合灭蝗的方法在加利福尼亚实验，非常有效。

——摘编自赵艳萍《19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51年，全国蝗虫大面积发生。周恩来指出：“治蝗工作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政治问题”。中央重在建立健全治蝗机构，做好调查、规划、侦察、防治等工作。山东试行飞蝗预测预报工作，后推广该经验，挽救了粮食174.976亿斤。1953年，秋蝗严重。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药械大量生产，治蝗转为以药械等科技手段为主。1956年后治淮工程的完成、官厅水库的兴建、黄河的治理等消减了蝗区，如内涝型蝗区周口渐成粮棉油生产基地。1958年我国自主研制飞机用于治蝗，后以飞机治蝗为主。此外，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蝗发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

197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4 . 殷商甲骨文中有卜问枣水治疟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载：“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伤寒杂病论》载有百合鸡子汤方，此类史料甚多。这表明中国（     ）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