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国人普遍接受西方医学知识 | B．鬼神致疫说已被医学界遗弃 |
| C．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传统认知 | D．晚清政府重视公共卫生教育 |
材料一 明代瘟疫爆发频繁，往往伤亡惨重。为了做好灾前预防，明王朝设有专用救灾的预备仓制度，疫灾发生后，可以起到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减轻灾民负担的作用。对各地出现的疫情，官员必须及时组织人员深入灾区，认真勘察灾情并如实报告。在疫情较轻微的时候，官方只免费向民众施药。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往往饥荒相伴，官方常常施药和施粥相结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病死者众多，明朝还创建义冢组织助葬，并且疏散大量聚集的工匠、夫役、军队等，降低其密度，减少聚集时间，改善卫生环境，以减少疫情。除此之外，明代在中央设太医院，地方设惠民药局，分工合作，各司所职。政府和医家还重视瘟疫研究，出现了如《痘疹心得》《瘟疫论》等大量瘟疫防治的医书。明代的民间救助在应对瘟疫灾害时，也常表现得较为活跃。除却亲属社会关系之外，非亲属中的同年、同乡、邻里、朋友、同僚、主客等社会关系，以及各种慈善和救济组织在疫灾救助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政府对灾后重建也比较重视，采取安抚政策，抚恤灾民，包括量情减轻或减免地方赋税、徭役、军役负担、赎还被卖男女、制止疫区犯罪、移民到疫区、招抚流民复业等等。
——据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等整理
材料二 1439—1640年间，英国伦敦是当时欧洲鼠疫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15世纪末期英国的防疫组织很不完备。措施也显得零乱分散，大多数是效仿其它国家的做法，防疫成效不大。16世纪以来，都铎政府的防疫立场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相关机构来组织防疫。1578年以前，防疫措施主要由各郡自行制定。为了便于集中管理、统一指挥防疫工作，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根据法令，郡治安法官全盘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各教区牧师、济贫理事会同看守人、检查人、监督人等定期（每周）向治安法官递交疫情报告；郡治安法官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疫情和应对措施，并及时将疫情材料 整理后汇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国家的疫情动向。在严酷的防疫斗争中，英国的防疫预警机制逐渐形成。英国政府还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将“普通税”作为济贫基金，对乞丐和流民进行救济，这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外，英国政府还颁布了《济贫法》《习艺所法》等一系列法案，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在英国政府和民众紧密配合之下，17世纪下半期以来英国各地所发生的瘟疫明显减少。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材料三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有些国家急于甩锅，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国，并以此来追责并索赔。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应对疫灾措施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政府防疫对策的演变趋势。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认识。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面对新冠疫情，国际社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 A．西医受到国人普遍认可 | B．西医传入有时空差异性 |
| C．东学西渐趋势日益加强 | D．民众逐渐接受西医观念 |
| A．历代疫病流行频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
| B．历代疫病流行频数与人口数量成正比 |
| C．中医理论的创新多出现于疫病高发期 |
| D．明清温病学说是对《伤寒论》的扬弃 |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世纪初，英国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政策大都由教会或救济院完成，虽然有医生得到政府的公共基金照顾贫民，但法定的医疗政策仍未提出。医疗保健主要还是自由市场和民办组织的事情，但无论教会还是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对穷人来说都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时期，人们可能把多数医疗描述为“等级社会的市场”。内科医生得到贵族信任，外科医生是有权有势者的随从，也可能为当地贫穷病人或者伤员提供服务的修补工，药剂师出售药物也附带看病。18世纪后期，医疗制度渐趋完善。政府将改善医疗状况作为完善城市工业经济条件的一项方案。信息传播的改善也使报纸上刊登许多医学专利广告。同时医学也被自然哲学和科学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有序化所感染，医学开始像牛顿的物理学一样具有确定性。在此基础上私立的医科学校与医科教学制度也被逐步建立。
——摘编自罗伊·波特《剑桥医学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医疗制度的特点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8世纪英国医疗状况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原因。
材料一 伦敦于 1499—1665 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
务。为防控疫情，1518 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 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 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580 年、1639 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 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 7 个月时间，就造成了 20 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防疫观念产生的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 A．消除了中西医之间的隔阂 | B．推动近代卫生体系的建立 |
| C．适应了全民族抗战的需要 | D．标志着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意义。
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这些都为疫病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重要经验。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疫病防治的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