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政府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疫病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太医署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药局等官方机构。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走的是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的道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体系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传教士将施医散药作为在中国布道传教的主要方式。在中国开办医院、设立诊所、翻译西医书籍和兴办医学教育，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至19世纪末形成了中医学与西医学并存的局面。李鸿章认为：“泰西医学有专官、有学堂，西药化学格物微眇、务尽实用，物性则尤中土医工所未逮者。”时人称“西人东渐，余波憾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来未有之奇变也。”

材料二   在19世纪末，中医界兴起一股汇通中西医的潮流。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级政府在防疫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两汉疫病多发时期，政府都采取了如发放药物、强制隔离病人、减免田租和赋税等积极的抗疫救灾举措。唐代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防控疾病，如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赈灾送药等。宋代更是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和社会民众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疫病”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积极应对。明清时期，国家政策转向消极，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而民间社会力量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剑光《中国古代的疫病防治）等

材料二   随着西方防疫观念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传入，20世纪以后，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1911年，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1916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它囊括了卫生观念、疾病预防、治疗和善后等环节，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相关领域。

——摘编自杨银权《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租界等在华势力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引起了国人见贤思齐的仿效舆论，在舆论压力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清廷开始着手施行卫生新政。1902年，给事中吴鸿甲奏请设立医局，得到光绪帝的准允。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卫生科，1908年设立了外城官医院，开创了官办平民医院的先河。清廷虽然移植了西方卫生职能，但许多举措仍然体现着施舍性质的社会救济的特点，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种行为。

——摘编自修固慧《仿效与超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演进历程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做出决策，采取各种措施增进人民的健康。从1953年开始，全国省、地区、县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稍后，铁路系统、厂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是卫生防疫工作的第一个法定性文件，从而使防疫工作有法可依。1958年，国家发动全民除“四害”运动，进一步整治了环境卫生，以预防疫病传播。

——摘编自《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材料   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历年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三百多片同医学有关。1973年，在河北藁城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三十多粒供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成书于战国至西汉间的《黄帝内经》，奠定了古代医学理论基础。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东晋名医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唐朝名医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宋朝名医唐慎微著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朝名医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中国古代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科、五官科、传染病以及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药物学、方剂学、针灸学以及养生保健学等方面更是特色鲜明。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