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随着疫情的频发，从民间到官方皆竭力治疫，但由于医学技术水平所限，往往效果有限，直到清末才略具规模，民国时期较有进步。据1911年7月11日上海《时报》载，当年安徽遭受特大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皖北灾后患疫百姓众多。在上海华洋义振会会长福开森的号召下，该会于7月初成立救疫队赴皖救治，就诊者纷至沓来，一时应接不暇。该会除施医外，还择极贫病重者再施钱、米，并备牛肉干、牛奶等滋补之品，以助患者速愈。民国初期，每到七八月份，各大城市纷纷成立临时时疫所，免费收治疫病患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各慈善团体、民间社团每年均成立时疫救治医院，有上海时疫医院、普善山庄时疫医院等近20家。

——摘编自周利成、左力《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