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二 1871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建立起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欧美社会下层民众的医疗卫生基本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完善了各层级的医疗组织，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单位大量出现，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医疗卫生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能凸显，药品供应得到了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疫苗接种，有效控制了威胁人类健康的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肺结核等重大传染病。

——摘编自徐蓝《世界近现代史》等

材料一   1897年卡尔·弗吕格提出传染病的飞沫传播理论，认为日常谈话和呼吸所产生的带有细菌的小水粒（飞沫）能够传播疾病。1897年，波兰医生约翰·冯·米库利兹·莱德齐发明了只有一层纱布的简式口罩，并将其首次运用于外科手术中。1910—1911年的中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经过调查后提出“必须接受并采取措施（戴口罩）以阻止肺鼠疫继发性肺炎”的主张。实际上，20世纪初的东北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各方势力都在中国东北地区争夺抗击鼠疫的领导权，中、俄、日、美和法国的防疫人员都设计了各自的口罩。伍连德设计的防疫口罩有效阻止了鼠疫向中国内陆腹地等更广阔地域的传播。此外，“伍式口罩”的防疫功效及其成功推广也为公众在1918年大流感时期接受和广泛使用口罩减少了阻力。1918年11月，曾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H.乔斯林·史密利给《英国医学会杂志》写信表示：“戴口罩是绝对有效的防护措施。”

材料二   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中、苏、美各方围绕美国是否使用了生化武器争论不休。中国成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并发动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构建起将国防和卫生运动相结合的国家卫生政策，改善卫生条件以防止传染病暴发，来挫败美国的细菌战。在辽宁安东市“除五害运动”中，5000多名工人和军人戴着纱布口罩、棉布袋和手套，拿着筷子在广阔区域内搜集可疑的昆虫和啮齿动物，交由专门的卫生人员检验处理。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大会上演唱的歌曲《消灭细菌战》也可再现当时的场景：“消灭细菌战，捉拿细菌战犯，让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臭虫、苍蝇、跳蚤一齐完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普通居民、军警、食品管理员、清洁工等戴棉布口罩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口罩成为中国卫生现代性的标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春燕、张勇安《医学知识的发展与防疫方式的变迁：初探医用口罩的知识史》

材料一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