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具有的特质，反映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风貌、品格。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发展的精神血脉，是培育民族品格的精神基因，是形成民族认同感和归宿感的精神纽带，它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不像其他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黯然灭。中华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得到了金社会广泛认同，具有历久弥坚的凝力，成为社会的精神动力，使得中华民族代代相传，民族凝聚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摘编自林少红（中华文化精神与民族凝聚力》

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在两汉四百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丰富的政治学说，众多的思想家把民本思想作为建构其政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贾谊认为，政以民为根本，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陆贾则说：“怀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在他看来，秦取天下时可以利用法家思想，但在建立政权后要根据守的要求，转变统治思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德教作为指导思想。王符说：“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君主要养民，关心人民的疾苦。董仲舒也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主张。民本思想在汉代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郝建平《民本思想与汉代的统治政策》

材料二   2004年3月，政府宣布：“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村减轻负担48亿元，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6年起，我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十一五，时期，中央计划要在全国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框架；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此后，各地提高农民工待遇、改善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也陆续出台。除此之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都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积极解决。

——摘编自赵秀玲《”以民为本，与政府治理—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惠民政策分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儒重人道，道重天道，墨重科技，相得益彰，互补生辉；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和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良好氛围，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族，都与汉族文化交融会通、包容共进。……公元前后的三四百年间，儒学文化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交流的欧洲宗教人士、学者、商人和一些官员、使节，既向中国传播“西学”，又把“中学”带回欧洲，把中日历史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翻译成拉丁文本。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给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借鉴和营养。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引进了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药、数学、生物学及美术、音乐、建筑、水利等，都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仲呈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二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年均总数与受众人次均超过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和。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大洲举办了30余次大型中国文化年（节）系列活动，中俄、中美、中欧、中阿、中非等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

“欢乐春节”“东亚文化之都”“中非文化聚焦”“拉美艺术季”“相约北京”等国际性文化节庆、赛事和展会品牌不断涌现，成为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年“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座城市举办2000多场活动，海外受众突破2.8亿人次，近20个语种的上千家国际主流媒体进行密集报道，覆盖受众近30亿人，影响遍及全球，成为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平台。在全球很多地方，春节已成为本土化的节日。芬兰赫尔辛基市市长曾表示：“春节已经成为赫尔辛基全体市民的节日。”

——摘自人民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材料一   《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做人不可不讲正气、气节；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把为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视为最大的“仁”，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尚书》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北宋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南宋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顾炎武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朱西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材料一 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