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世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具有内向性的社会。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

材料二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江宇《毛泽东如何探索国家治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2020年02月06日人民网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材料   周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献和哲学方面。商代的已经高度进步的文字体系，在较少改动的情况下被继续沿用着。显然中国人在当时已认识到文字记录在处理公共和私人事务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有时把重要的交易用长铭文记录在青铜器上，但是，更经常的是用毛笔写在木简或丝帛上。用薄片竹简编成的书籍大量出现。虽然只有少数人有文化，但一定是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包括封建贵族和商人。周代的贵族精通文献，而且保存了有关他们的财产、隶属，有时甚至是个人活动的全部记录。

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探寻物质世界的基本原则，并非为了绝对的真理，而是用来说明人类生存的问题。他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这个智力活动的领导者大都来自低级贵族，他们是一群喜欢辩论的学者，但是对执政也有兴趣，有时他们担任行政职务威指导那些希望得到这类职务的学生。这是一个思想活跃、众说纷纭的时期。

——摘编自【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各部落以及部落集团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不断融为一体，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民族大迁徙、大杂处、大交融的环境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诸子学说的争鸣竞长，促进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陈连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弘扬》

材料二   中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形成的，其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被强行嫁接或重新塑造，因而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不清的思想大家、文化学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与拒绝，而是吸收与创造，从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

——摘编自张连珍《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材料一   距今约九千年前长江流域已有稻作农业，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要早三千年以上。《礼记·礼运》中讲“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器中鼎、爵、尊、盘、觚都是主要饮食器。《礼记·王制》曾谈及南方有不火食的“雕题（纹身）交趾”之民。纹身和生食冷食，都是中国人认为的异族野蛮原始人特征。中国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甑，甑是利用火烧水产生蒸汽来蒸熟食物，蒸是火水相与式的较高层的用火之道。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用餐叉，用匙更早在七千年以前，最晚在商朝时已开始用箸，明朝以后称为筷子，长挑近夹，无不如意，故亦可发展合桌会食的型态。《隋书·经籍志》中所载食经已达71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达171卷，郑樵《通志》则记了360卷，可见其多，亦可见中国人对吃的重视。

——摘编自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材料二   汉代以来，凭借陆路和海上交通的不断发展，中国饮食文化的西传逐渐增多。生姜作为食物原料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至地中海地区。以餐饮器具而言，中国汉代漆器和唐宋瓷器已经直接传入中亚西亚及非洲个别地区。元帝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纷纷来往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了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中国制造的白糖已在16世纪传入西方，受到人们喜爱。茶叶传入西方国家，逐渐成为欧洲的时尚饮品。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制餐饮器具通过贸易更加大量地传入欧洲各国，欧洲的王公贵族争相购买，甚至高价以求。马可·波罗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他眼中的中国人的食物和饮食习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记载了中国的食物原料、饮食品种及制法和饮食风俗等，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极大作用。

——摘编自杜莉《汉代至元明时期的“东食西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