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努力探求救国之道。

材料一   《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羊传・隐公元年》载：“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徐彦疏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考古研究发现，在龙山文化时代，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不同文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以玉器、象牙器、绿松石、特殊的彩陶器、大口缸等精致奢侈品为代表的象征物品的交换。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维护以“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秦朝“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疆域统一与华夏的整合。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西汉“大一统”思想发展的表现为确立华为正统。自此"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发生变革。此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打破自西汉以来正统体系中的“华夷之别”，从而获得正统身份，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隋唐“大一统”思想提升。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认识到了“华夷”虽不同，但可通过“德泽”达到亲如“一家”的效果。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大一统”思想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互动大交流的阶段。辽和金，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编订《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志之名。明代大一统回归。明太祖朱元璋继承了先世“大一统”的思想，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清代“大一统”突破。顺治帝多次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康熙帝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民人，咸吾赤子”。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 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清朝对“大一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 “中外一体”的阐释和深化上，更体现在实践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疆域统一和中华民族主体 构建及权力边疆治理向边疆内地化的探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等

材料一   秦简《编年记》记载：“今元年，喜傅。”“今元年”，指秦始皇元年。喜，指墓主人。《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秦始皇元年，根据国家规定，喜已成年，进行登记，开始向国家服事徭役。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喜傅籍时为十七岁。在秦简出现以前，人们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把傅籍年龄确定在二十岁或二十三岁。

材料二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包括：木牍约200版，竹简约5000枚。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孔子徒人图漆衣镜上有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孔子像。水稻、粟、甜瓜、梅等多种可食用植物遗存。金器478件，重量约115公斤。具有典型北方和西北风格的银质车马器“大角羊银当卢”。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是长江流域较早出现的骆驼形象的文物。

材料一2023年国家文物局利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对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进行了第一次考古调查，随后发布消息：我国南海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分别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时代比较明确。其中，一号沉船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二号沉船则发现大量原木（初步判断是从海外装载货物使往中国）。

材料二下表是《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丛书（2009年）关于中华文明的阶段划分与阶段特征：

材料一 下图是《姑苏万年桥图》，是由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这幅画上方有一首颂诗，占据了很大的面积，落款为“庚申冬十一月”，庚申年为乾隆五年。这幅图最大的亮点是写实，画面从胥门内逾越城墙向万年桥对岸，到对岸即止。近景看似为胥门里临内城河岸的街市、人家，实则主画面指向一架通东西的万年桥。崭新的桥面上有园林式的铺地，桥上有官员视察，而且不是一位官员，前呼后拥，有随从打着伞，有随从擎着芭蕉叶的大扇。官员有的在桥面，有的在台阶上，有的在桥下，有的则正在作迎接状，侍从者或带刀，或拉棍，或拎着鞭子。整个画面由近及远向外推展，能够清晰地看到四个层次，从墙上的文字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分布区域。在临河建筑的对面，则是一排品种丰富的店面，店号名称一览无余。自北向南，依次有酒店、卦摊、杂货店、中药铺、烟店、布店、酒馆等，一直延续到胥门。在此有必要提及，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到了康乾时代，也就是被认为的全盛时期，一定是受到了西方美术的影响，大量出现运用远近透视、光影明暗等技法绘刻的作品，它们以装饰用途为主，开张较大，题材新颖。苏州版画受到西方绘画特点影响后，能全面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更加写实逼真，栩栩如生，让初见的国人感到新奇、惊异，甚至震撼。由此这类新品成为潮流，一些画店直接在画作上注明“仿泰西笔法”。

——整编自杜洋《姑苏版画古风东游记略》

材料二 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己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

材料一   从孔子修《春秋》始，以史担当并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便代代传承。春秋战国时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忧惧而作《春秋》，强烈忧患意识化作孔子修史以救世的社会责任感；唐代刘知几身为史官，目睹了史馆种种弊端，怀着对史学事业的敬畏和忧惧，退而私撰《史通》；北宋司马光面对史籍浩繁，皇帝无暇阅读，历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他立志写出简略有效的史书。以上所列，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史家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意识逐渐发展，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国亡史存的重大责任理念。清代的毛奇龄强调，修成“信史”是史家的责任，“千秋信史，所贵核实”，即历史的真实，这是惩劝的前提。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既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摘编自陈娇娇、张秋升《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1880—1971年）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同时他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几代学人。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