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文化争论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阿拉伯帝国出现大翻译时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特点。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阿拉伯帝国时期和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