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文化争论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摩诃婆罗多》这一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化的时代。该书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书中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著名的印度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
——摘编自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等
材料二 汉代以前，我国史籍中就已经出现过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大多是神话传说。汉代以来，印度的历史及社会情况成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官修史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民间的许多著述也对印度有所涉及。这些著述往往因为作者缺乏切身体验而对印度的描述多有误解。中土僧人之西行求法活动，在西晋及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少。法显到达印度之时，正当笈多王朝后期。他在《佛国记》中对于印度公元5世纪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佛陀时代、孔雀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历史，都作了记述。有日本学者表示：“《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
——摘编自杨维中《法显与<佛国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摩诃婆罗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文献中出现有关印度的历史记载的原因。
材料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相当激烈。清初学者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梅文鼎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清中期学者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的数学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文鼎取得数学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