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这种移动首先表现为文化在地域上由内而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中心的移动；其次表现为文化在不同阶级、阶层乃至不同民族间的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自身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从第一种表现来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的时代即东汉后期至西晋；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的时代即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中国文化自外向内的反馈性波动达于顶点的时代即唐末五代。从文化移动的第二个表现来看，汉武帝时开始倡导的儒家文化，通过与政治、选举紧密结合的教育政策，并经过学问的“中毒”及其反动、社会风气和选举制度的变迁等复杂的转化过程，最终普及到地方社会；与此同时，文化由汉族向周边民族的传播，唤起了后者的民族自觉，最后形成向中国内部发展的五胡势力；而从中世时期贵族垄断文化，逐步向非贵族的平民阶层下移，以及与之相应的诸如文学形式由诗赋到散文到词曲的变化。

——摘编自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属的“六朝隋唐论”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