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42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到达中国。1643-1650年，他游历江南诸多地方，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1650年，他被罗马教廷任命为杭州地区耶稣会会长。

1653年，卫匡国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国副教省代理人前往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进行。

1655年，卫匡国用西式方法绘撰、编著的《中国新地图集》在欧洲出版。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各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171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风格；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中国新地图集》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一经出版便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版本，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摘编自杨雨蕾《〈中国新地图集〉和十七世纪欧洲的中国地理认知》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