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材料一   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在厦门被掠卖出国的华工人数，1845年一百八十人，1849年二百八十人，1851年二千零六十六人。香港总督包令（1854～1859年在任）在亲眼看见厦门掠卖华工的情况后，不得不承认：“几百个苦力胸前各自按照准备把他们送去的地方，分别打上“C＇（加利福尼亚）、＇P＇（秘鲁）或者“S＇（山德维治群岛，即夏威夷群岛）等印记。”

——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三版）

材料二   华侨问题在整个晚清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海外移民激增，华侨问题，即华侨在国外遭受压迫、虐待和种族歧视的问题由此产生。清政府最初对此总体漠视。李鸿章在办理洋务和处理外交问题上，逐渐认识到海外华人仍是清政府的臣民，要用国家力量来保护他们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针对秘鲁虐待华工问题，他派容闳赴秘调查华工受迫害详情，迫使秘鲁承诺“将以前苛待华工弊端尽行革除”。同治九年，他建议政府，“商民往日本长崎岛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应派大员长驻该国京师，或委员近驻长崎，兼充各港领事管束我国商民，籍探日本动静，似于大局有裨”。光绪二十二年（1896），已是古稀老人的李鸿章到达美国，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向华商代表询问华侨境况，向美国媒体表明中国反对美国《排华法案》的立场。李鸿章积极支持华侨中的富商们回国创办诸类企业。此外他还笼络海外华商赈济国内灾情和缓财政压力。他积极推动清政府设立领事制度，派驻使臣；调集舰队出洋访问华侨聚居地；授华侨以官爵，提高其政治地位。这些措施很快吸引了华侨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祖国，回国开办了很多企业。海外华侨与祖国的命运已经紧紧地联在一起。

——摘编自金蓓《李鸿章护侨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