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叶贸易多数是由政府控制的商队或公司进行的，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伦敦、俄罗斯的恰克图等港口都因为茶叶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俄国皇室和上流社会把中国的茶具作为最珍贵的室内摆设。荷兰鼓励妇女在家中举办茶会，联络亲朋，加强社会交往。社会上建立的茶馆也面向女性开放，为女性提供了家庭之外的饮茶和交流的空间。英国在接受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的风俗习惯创造出新的茶文化，形成了“下午茶”，茶馆成为“十八世纪早期伟大文学、音乐和艺术家……碰面和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茶馆也是社会下层人士休闲放松之地。

——摘编自车乒、蓝江湖《丝绸之路上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及其对欧洲的影响》等

材料二   1669年，英国政府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茶叶贸易，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欧洲市场。18世纪末，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达到了230万磅，与这个世纪的头一年相比，足足增长了200倍。1851年，英国人将中国的茶树和制茶技艺带到印度，茶叶在印度和锡兰被大面积种植。英国在印度阿萨姆种植园以机械化工序培育茶叶，成本和价格降低，茶叶质量也大大提高，“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欧洲红茶市场摆脱了对中国产地的依赖。

——摘编自（英）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材料   欧洲人把瓷器看作是伦理规范、和谐共融与美德风度的化身，他们通过中华物品的万花筒得以窥视自己内心对人类尊严和高尚的追求。17-19世纪英国对中国陶瓷的充分肯定，促进了洛可可式在英国装饰艺术中的发展，瓷器成为炙手可热，受人追捧的珍贵器物。景德镇作坊还进行了部门化改革，没有一片陶瓷是由单个人来完成的，这使亚洲生产者在面对欧洲庞大的市场时，能够批量供应产品。为了满足英国市场对瓷器的本土化需求，中国瓷器从制瓷技艺及器型、装饰等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瓷器逐渐走进了平民百姓家，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其中家庭的女主人以拥有美丽的瓷器收藏作为身份的象征。后期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中国在英国的印象发生了不好的转变，同时英国本土瓷器制作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瓷器在英国走向了衰落。

——摘编自戴砚芳《17-19世纪中国瓷器在英国的流行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1931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抗日会决议对日绝交范围》：“（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五）不与日本人工作；（六）不雇日本人；（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八）不接待日本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材料一   1753年，大英博物馆正式诞生，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全书》，规定由国家为大英博物馆提供财政上的支持。然而，上述规定在实际中多为一纸空文。19世纪开始，来自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自然历史文物书籍收藏增长迅速。这一时期，英国议会对大英博物馆更加重视,也更加慷慨，愿意花费公共资金来扩充藏品，管理和服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进。在19世纪以前，严格的参观资格申请和参观时间、人数的限制，使绝大部分英国民众被排除在参观者之外。1808年，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变更的准入卡制度被废止，进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英国民众与日俱增。

——摘编自洪霞、谢小琴《从精英掌控到大众文化空间》

材料二   中国近代博物馆最早由西方殖民势力引入。1905年，张謇提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分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建议创立博物苑，以此“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他将用于通州师范实践基地的植物园改建为南通博物苑，开启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南通博物苑的建筑特色在于馆、园一体，是古代苑囿与近代博物馆的结合；在藏品分类上，按照当时西方博物馆的分类原则分为历史类、艺术类、教育类和自然类；观众定位于本学校之人，更着眼于外校与其他团体，以“广地方人民之认识”。张謇还认识到文物“私藏”不利于文物的传承，希望通过参观博物馆建立观众对中华民族文明的理解，培养爱国之心。晚清时期的中国博物馆中，南通博物苑是真正参与到社会改良、推进社会改造进程之中的博物馆。

——摘编自赵翀《晚清时期南通博物苑与西方博物馆教育实践比较》

材料一   瓷器是中华民族伟大发明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聚佣万余人”，德化地区“骈肩集市让，堆积群峰起，一朝海泊来，顺流价倍斐，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瓷器远销亚欧非，外销空前发展。16—18世纪，英、法、荷、丹、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外销瓷器为满足各国不同需求，开拓了 “纹章瓷” “广彩瓷”等新品种。华瓷广泛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并掀起了华瓷收藏风潮。在中东，华瓷则被广泛用于伊斯兰建筑中。

——摘编自黄纪阳《明清华瓷外销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西班牙、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瓷厂大都采取工业化生产方式，运用抛光、平面切割技术提供新型陶瓷装饰材料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在国际和中国市场排挤中国瓷的生产与销路。而中国陶瓷仍然采用焚香计时、试片测温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方法。由于自身存在的各种因素，中国陶瓷生产日渐凋零，不仅退出了国际竞争，甚至国内市场也逐渐被日本和西方占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变成了一个陶瓷进口国，高档细瓷需要大量进口。1927年以前，景德镇每年产值为1000万元，“据最近江西陶务局调查去年（民国十八年）景德镇瓷器出产总值实减少三四百万元。”到1932年，全年产值仅60万元。这种巨大反差，引起爱国人士反思。

——摘编自练崇潮《近代中国陶瓷业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