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时间标准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造成的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一周”概念的出现。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
材料二 全球时间问题早已出现端倪。地理大发现时代，环球航行存在日期差。到19世纪，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时间问题就愈是突出。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区别与联系。(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末期格林威治时间得到公认的影响。
材料一 作为思想和阐释空间的百家争鸣，是有其物质形态为依托的，否则争鸣无处承载。百家争鸣的诸多核心人物，均以私学为本，建立各种形式的教学机构，招揽天下人才，传授弘扬本学派思想。学派以思想领袖式人物为标志。百家争鸣时期，以孔、墨、庄、荀等为代表，各种可以称“子”称“家”的思想体系，皆为学派。这些学派的思想与学问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构和发展影响巨大，而且为中华学术文明的整体结构与衍变上升奠定根基。
——摘编自张江《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材料二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
——摘编自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材料三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对外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面临黑暗的军阀统治，内忧外患，使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发岌可危。出于反帝反封建的迫切需求，也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入，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化之觉醒与思想之启蒙对国家振兴重要性的认识，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掀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也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省转向文化自信的艰难曲折、波澜壮阔而又伟大卓越的漫长发展历程。
——摘自薛朝广《基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信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的载体。并指出“这些学派”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把“中国哲学”“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此时中国其他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史实。
(3)根据材料三，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原因。
材料一 尽管18世纪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的欧洲文化名人和启蒙大师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是一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文明的看法，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是更开明的文明。有不少可学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提到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使官吏地位人人皆可争取，并非生而有之，欧洲不能与之相比，应加以采用。伏尔泰对比欧洲宗教仇视异端的残酷性，认为中国是伦理道德最好的民族，他欣赏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莱布尼茨由于对德意志分裂割据、战乱不止极端厌恶，因而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十分向往。
——摘编自马克毒《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就外国人所编译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通过阅读传教士译着的西方史地书籍成为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奕䜣、曾国藩、张之洞等都不同程度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着西学书籍的高湖，译书的重点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学者推崇中华文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国翻译西方著作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从1715年起,沙俄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总计有18个。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茶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甚至陪同俄国茶商深入中国内陆的产茶核心区域。19世纪时，俄国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贵族的茶仪十分讲究，出现了一种名为“沙玛瓦特”的茶炊，该茶炊的用具由铜制成，工艺精美,茶碟别致。贵族们喜欢将茶倒入茶碟后饮用,饮用时嘴唇须咂咂作响，以此赞赏女主人的佳茶。来自中国的陶瓷茶具也很多。俄国贵族阶层的饮茶礼仪相当烦琐拘谨,有点夸张做作,而且也学习西欧国家贵族们附庸风雅之风,对中国的茶具、茶仪怀有浓厚兴趣。
——摘编自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等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入侵的日益加剧,外来茶叶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茶叶产量较少,出口价值下降，许多茶叶产业趋向萧条甚，至濒临破产,中国茶叶对外贸易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茶叶出口面临更大的问题。虽然中国茶叶 在近代社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冲击,但在问题的背后,茶叶的对外出口在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及推动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明《对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俄国茶文化繁荣的表现并分析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茶叶经济效益降低的原因，并分析中国茶叶持续对外出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