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尽管18世纪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的欧洲文化名人和启蒙大师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是一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文明的看法，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是更开明的文明。有不少可学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提到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使官吏地位人人皆可争取，并非生而有之，欧洲不能与之相比，应加以采用。伏尔泰对比欧洲宗教仇视异端的残酷性，认为中国是伦理道德最好的民族，他欣赏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莱布尼茨由于对德意志分裂割据、战乱不止极端厌恶，因而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十分向往。

——摘编自马克毒《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就外国人所编译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通过阅读传教士译着的西方史地书籍成为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奕䜣、曾国藩、张之洞等都不同程度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着西学书籍的高湖，译书的重点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