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时间标准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造成的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一周”概念的出现。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

材料二 全球时间问题早已出现端倪。地理大发现时代，环球航行存在日期差。到19世纪，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时间问题就愈是突出。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材料一   尽管18世纪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的欧洲文化名人和启蒙大师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是一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文明的看法，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是更开明的文明。有不少可学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提到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使官吏地位人人皆可争取，并非生而有之，欧洲不能与之相比，应加以采用。伏尔泰对比欧洲宗教仇视异端的残酷性，认为中国是伦理道德最好的民族，他欣赏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莱布尼茨由于对德意志分裂割据、战乱不止极端厌恶，因而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十分向往。

——摘编自马克毒《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就外国人所编译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通过阅读传教士译着的西方史地书籍成为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奕䜣、曾国藩、张之洞等都不同程度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着西学书籍的高湖，译书的重点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