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战后，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基本形成。他借用了传统佛学“业”的概念，将历史活动分为个体的“别业”与群体的“共业”。梁启超认为，英雄、伟人，充其量只能“开风气之先”，而时代思潮，无不由群众运动而成，因此，史家应该研究人类社会的“共业”。历史也往往表现为民族史，故而史学有一个重要功能，即启发民族自觉，培养“民族心”。在梁启超的观念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所谓“心力”，有时他也用西方学术的“自由意志”概念来表述。他认为，“自由意志”不可预期、完全偶然，“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故断言，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强驭历史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1922年，梁启超做过一场《历史统计学》的演讲，提出将科学的归纳法用于历史学，但他同时强调这一方法只能用于整理史料。

——据郭勇健《梁启超历史哲学刍议》

材料   1707年，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最高学府。朝廷赐其“经书、《孝经法帖》《渊鉴斋法帖》”，予帑金以支持其办学、学术科研及藏书建设。康熙至嘉庆年间，福建各级官吏捐俸或拨付田产，资其购置图书。1838年，“置古今经著四百六十种”，除经、史、子、集外，闽人著述和刻印书籍为数也不少，农桑、占星、巫医等稀见。其《藏书章程》规定：各书备士子观览后，应查修贮存；肆业生取阅，登记档册；夏月应行晒晾。1851至1908年，藏书先毁于战火再呈“中兴”，呈现传统经典史籍与体现洋务、新学、西学、时务等书籍收集并重。书院曾培养出林则徐、陈化成等。1901年，书院改为学堂，藏书由近代图书馆接收。

——摘编自陈明利《唐至清代闽台书院藏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