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日耳曼大小贵族达成封君封臣契约。随着西欧工商业的复兴和繁荣，10—11世纪起欧洲城市兴起，如伦敦、已黎、成尼斯、热那亚等，城市通过与封建主谈判或通过金钱赎买等形式赢得自治权。自治城市大多设有自治员、市长和城市法庭，有的城市还采用分权制街原则建立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共和宪政政体，并拥有相应的法治文化。从13世纪起，货币地租成为西欧许多庄园的地租形式，地主制代替领主制，农奴制逐渐消失。14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的商人组织长期垄断着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成为政治上的特殊势力。西欧出现以教士为领导、由世俗文化教育为主体、以学者为骨干的高等教育机构，出现近代高等教育体系雏形。罗马法开始复兴，一些政治学家、思想家大力呼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西欧城市成为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到顶点。

——摘编自陈小律《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

材料二   1620年秋天，一艘来自英国的名为“五月花号”的大帆船搭载着若干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新大陆。他们在上岸之前签署了《五月花公约》，宣称建立自治机关，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他们长期扎根在北美乡郡，具有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和丰富的地方自治和管理经验，逐渐形成基于自然法的市民社会雏形，在殖民地时代，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侧重经济管理。各个乡镇任命自己的行政官员，规定自己的税则，征收并分配自己的税款。美国独立后，地方自治制度得到较为充分的实行。南北战争以后，州政府开始加强对市镇的控制，但遭到了居民的反对，居民以宪法为依据，开展“家乡自治”运动。

——整理自（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和逐渐完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独立之初的美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是13个州的松散联盟，即所谓的邦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建设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促进美国的繁荣发展。华盛顿等美国资产阶级领导人也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不赞成建立一个君主制国家，希望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共和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