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1764—1765年间热沃当地区的怪兽连环伤人事件，得到了民众的持续关注。此前与英国、普鲁士战争的失利，激化了国内矛盾。《阿维尼翁快报》每周至少刊登1到2篇关于怪兽事件的报道。而法国民众的意见分为了两派。受到高等教育，接受科学观念的人认为怪兽只是普通的鬣狗或是狼而已，而大字不识的普通民众却认为这肯定是怪兽或者魔鬼。教会也发布通告，指出正是民众的不虔诚才导致了怪兽出现。面对怪兽的不断袭击，热沃当的地方官和驻军，迟迟不能阻止。国王路易十五依旧声色犬马，派去抓捕怪兽的官员，在当地作威作福，对围剿行动漫不经心。法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感到失望和愤怒。在对抗怪兽中，涌现出来的波特费、瓦尔莱等平民英雄，让卢梭等人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法国社会各阶层在同时关注社会热点事件的同时，一种“我们都是法兰西人”的共识逐渐萌芽。

——摘编自杰伊·M·史密斯《魔物的诞生》

材料二   杰伊在《魔物的诞生》中试图用新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剖析“热沃当怪兽事件”的形成与发酵，探讨这一事件的历史与社会意义。而所谓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写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向。新文化史注重大众文化取向的研究，认为文化可以决定政治和经济，大众文化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注重文化的独立。

——摘编自乌云塔娜《再论新文化史》

材料一一战期间，在大量英国成年男子奔赴前线造成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妇女作为非熟练工人参与军火生产，有效地保证了军火供应；在银行、行政机关和保险机关里，中上层妇女充任事务员；在交通运输中，她们还充任邮递员、收票员和公共汽车司机等。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女从事于应战争的紧急需要而产生的工作。到战争结束时，仅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工作的妇女就达300多万。从事钢铁业的女性近50万，代替了9/10的男工。配属海、陆、空三军的特种辅助部队中服务的妇女有15万人。妇女还作为家庭的支柱，承担了稳定社会的重任。1918年，英国妇女终于在法律上取得了部分选举权。十年后，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英国妇女的参政权运动最终以辉煌的胜利而告终。

——摘编自刘秀红《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美国参战以后，妇女占劳动大军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4年7月的35%，1945年已高达38%。原来被男性占据的国防工业也涌入高达200万的妇女，增长46%。战时服役女兵达35万之多。战时，做女佣的黑人妇女从72%下降到48%，在工厂劳动的黑人妇女比例增长到19%。在教育上白人和其他人种的入学人数差距也在缩小，其中其他人种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平均高于她们的男性同胞，这是以往她们所不敢奢求的。1964年的《民权法案》第七条生效，性别歧视被视为非法；1972年，国会通过“全国妇女组织”提出的《全国妇女组织人权法案》。同年，国会还批准了教育修正案；《平等工资法》也延伸到各行各业，并有35个州通过了“平等权利法案”。在妇女们的争取下，重大的国际组织也在法律上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联大制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摘编自周良君《试析二战期间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

材料一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英国议会邀请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共同登上王位。在此之前，议会发布《权利法案》规定立法、征税等权力归议会所有，同时还规定国王维持常备军的时间不可超过半年，否则无法得到议会拨款。进入18世纪后，国王甚至连内阁事务也不再干预。随着选举制的发展，政党取代个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两党相互竞争，获胜者可以获得组阁的权力。由多数党组成的内阁，虽然形式上仍由国王任命，实际上听命于议会。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城市。然而这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却没有议员名额，土地贵族集中的东南部各郡的农村地区和旧市镇虽然人口凋零，却仍有选派议员的权利。新兴的工业贵产阶级要求扩大议会选举权，激进者主张实行普选、秘密投票。英国工人阶级也不断斗争，要求本阶级代表进入议会。本来不支持改革的首相墨尔本也认为“（改革）不可避免”。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将选举财产资格限制降为年收入10镑，租房者年租降为10镑，租地者降为50镑。总计有56个“衰败选区”的选民人数已不足2000，其代表名额被取消，重新分配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一：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随着民众对于欧洲局势了解的渴望，新的形式的印刷品——柯兰特出现，意思是有多条新闻组成、共同描述特定时间特定事件的出版物，这种印刷品在当时获得了成功。但是严厉的出版制度对于国内新闻的报道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报道国外新闻。1640年英国革命期间，革命派与保王派唇枪舌战引发了火热的舆论攻势造就了更多的小册子，革命中保皇派与国会派之间的争论为党派报刊小册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出现众多的党派报刊。面对迅速增长的小册子，1662年议会通过《出版许可法》严厉限制报刊的出版自由。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备受压制的新闻出版产业重新复苏，1694年，议会正式废除《出版许可法》后，出现了众多新创办的报刊。

——摘编自张英明《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报刊与政治运动（1780﹣1850）》

材料二：当传教士将西方媒介传入中国时，造成了对专治以及官报的挑战，马礼逊刚到中国时曾说，“余等在中国之传教及印刷业，均受当局所限”。1833年后，报纸逐步“由外而内生根发芽”，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打开中国国门，其中《蜜蜂华报》《广州记录报》等报刊的实践疏通了中西方的信息交换，为中国新闻史上外报的发展提供了先例，其传达的内容以在场的形式影响着时代，是报刊发展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直接表现，这与社会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90年代中期国人办报达到了高潮，“文化救国”“文化强国”的声音越演越烈，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业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多元化报业发展模式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摘编自蒋好著《在场与追忆：中国近代报刊起源与流变》

——摘编自刘静轩《论文艺复兴时期服饰艺术的现代性及其影响》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