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材料一   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首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选举机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渠道。武昌起义前，国内公开出现的现代性党会团体共有668个，此外尚有秘密的党会团体100多个。到1913年底，国内新兴的公开党会团体682个。民国初年，我国长江、沿海航线和京汉、津浦等铁路干线已建成；各大中城市之间，均已建立了比较现代化的电报和邮政系统。当时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共4200万份。时人评论“中国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政党活动之勃兴时代也就到来了。

——摘编自叶美兰《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

材料二   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时期，政权建设一般利用旧政权形式，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建立各级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政权建设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轨道。1940年8月13日，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政府还根据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实际需要，根据各行政区环境特点分别确定政权建设思路，如在游击区，就以建立并实际运作各级政权为施政要旨。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边区代议制民意机关的建设正规化的实现。

——摘编自王明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