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8年，清政府进行资政院和咨议局选举，首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选举机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渠道。武昌起义前，国内公开出现的现代性党会团体共有668个，此外尚有秘密的党会团体100多个。到1913年底，国内新兴的公开党会团体682个。民国初年，我国长江、沿海航线和京汉、津浦等铁路干线已建成；各大中城市之间，均已建立了比较现代化的电报和邮政系统。当时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共4200万份。时人评论“中国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政党活动之勃兴时代也就到来了。
——摘编自叶美兰《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政治活动的悲剧性实践》
材料二 在晋察冀边区创建时期，政权建设一般利用旧政权形式，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建立各级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边区政权建设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轨道。1940年8月13日，北方分局颁布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宣布：“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边区政府还根据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实际需要，根据各行政区环境特点分别确定政权建设思路，如在游击区，就以建立并实际运作各级政权为施政要旨。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标志着边区代议制民意机关的建设正规化的实现。
——摘编自王明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特点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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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资产阶级统治在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民主管理制度，如普选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监督制度、公务员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等，它们有的是出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制定的，有的是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制定的，还有的反映了公开、公正、竞争等原则。此外，西方民主政治，按照程序运作，形成了一套十分复杂而又精致的运行机制，包括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监督机制、法治机制等。虽然民众无法对国家权力实现真正控制，但它在训练公民参政议政素质、形成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和秩序、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陈松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借鉴与超越》
材料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日敌后根据地实行过较为广泛的民主政治。在农村，村长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选民参与率各村平均超过百分之八十，妇女在选举中的表现也十分踊跃。在整个根据地，不只在政治生活中，在其他方面，在经济、教育、文化生活中也充满着民主精神。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女士回忆：根据地政府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在选举中，为了让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行使民主权利，根据地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选举办法——豆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宫谢伟思评论：共产党在根据地“以良好的政制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
——摘编自王建民《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背景并概括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的影响。
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范围调整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从学理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根本否定，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成为其后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其“民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权力。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材料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也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1940年底，国民党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必须要团结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才能确保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有效化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尹恒《简述抗战时期陡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民权”思想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三制”政权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