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考核官员的“上计”制度，主要考核仓库存粮、垦田数、户口、赋税数及社会治安等内容。秦代的政绩考核更加完善，对各级官员都要考核，制定了《课律》等法令，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汉代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两个方向的两个考绩系统制度。一是纵向的，即中央考核郡、国，郡、国考核县，县考核乡、里、亭，称为“上计”制度；二是横向的，即中央各部门的卿令，地方的郡、国、县的长官各课其掾吏属官，称为“考课”制度，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考课由丞相和御史大夫两府主管。

——摘编自刘承《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考课法，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的考评。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神宗元丰年间，采取“四善三最”之法考核地方州守县令。“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所称、恪勤匪懈”。“三最”是“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磨勘法在考课法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文武官员，凡经过三年和五年规定的年限，都可以申请叙迁。故当官只要任内不发生过错，到年限便可升迁，这就使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考课实际上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摘编自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

材料一   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中一般存在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谏两个系统，两者皆出于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产生。相较而言，前者是君主的耳目，重在制约臣下，地位更为重要；后者主要是时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是制约君主，地位低一些。这二者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秦汉时期重御史监察而轻谏官言议，谏官的设置具有任意性且很不固定。汉代谏官的职位及数量仍不固定，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多兼职行使谏议职权。东汉时期，谏官相对固定下来，归属侍中寺。魏晋时期侍中寺改为门下省，掌管封驳、奏事和谏诤。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材料二   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退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以广天子聪明之德。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权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摘编自刘祥学《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材料一   两汉的丞相、三公由皇帝躬自考核，郡国守相考课由丞相和尚书台直接负责。县令考课则由郡守“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乡三老、啬夫，则由县令负责考课。公卿僚属掾史又须根据各自隶属关系，接受上司的考核。层层逐级考核，虽与行政隶属关系大体相适应，易于实施。

——李治安、杜家骥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   宋代实行的两院三级考审制，可视为逐级考课、朝廷总揽高度成熟的表现。所谓两院，即审官院和考课院。它们是朝廷负责考课的最高机构。审官院专司京官考课，考课院负责幕职和州县官考课。三级考审，是指考课分三级实施，守令（知州）考县令（知县），监司（路转运使等）考知州，两院考百官。元丰改制以后，审官院、考课院相继撤销。朝廷考课权复归吏部考功司。但三级考审制大体没有改变。

——李治安、杜家骥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