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1)依据材料一，概括法家关于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
材料二
序号 | 文献来源 | 内容摘录 |
① | 《商君书•境内》 |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
②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③ | 《史记•商君列传》 |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
④ | 《里耶秦简》 | “迁陵（县）以邮行洞庭（郡）”“迁陵以邮利足（走得快的人）行洞庭，急” “乡啬夫以律令从事”。 |
⑤ | 琅碑刻石“颂秦德” |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
材料三 清朝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称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礼教纲常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强调宽仁慎刑。比较前后朝代，“用刑持平”“务在宽简”，使唐律有“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唐律将“供养有缺” “丧期作乐”等违礼行为列入“不孝”罪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礼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唐律被后世奉为立法的楷模。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
日本颁行的《大宝律令》的篇目、顺序与唐律一样；朝鲜的《高丽律》也是摹仿唐律；越南的《刑法》《国朝刑律》大体“遵用唐宋之制”。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3)依据材料三，指出唐朝法律的特点。简要分析唐律的影响。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发展进行解读。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2）梁启超认为“新民”应具有哪些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3）结合材料，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选取恰当一例，说明中华文明之精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是怎样得到创新性运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