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
(1)依据材料一，概括法家关于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
材料二
序号 | 文献来源 | 内容摘录 |
① | 《商君书•境内》 |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
②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
③ | 《史记•商君列传》 | 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
④ | 《里耶秦简》 | “迁陵（县）以邮行洞庭（郡）”“迁陵以邮利足（走得快的人）行洞庭，急” “乡啬夫以律令从事”。 |
⑤ | 琅碑刻石“颂秦德” |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
材料三 清朝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称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礼教纲常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儒家强调宽仁慎刑。比较前后朝代，“用刑持平”“务在宽简”，使唐律有“得古今之平”的美誉。
唐律将“供养有缺” “丧期作乐”等违礼行为列入“不孝”罪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礼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唐律被后世奉为立法的楷模。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
日本颁行的《大宝律令》的篇目、顺序与唐律一样；朝鲜的《高丽律》也是摹仿唐律；越南的《刑法》《国朝刑律》大体“遵用唐宋之制”。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3)依据材料三，指出唐朝法律的特点。简要分析唐律的影响。
材料
序号 | 史料 |
① | “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 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无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 舍所好而行所恶。” |
②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③ |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 施，而化之为贵。” |
④ | “刑重者，民不敢犯， 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重法派和重德派的异同点并谈谈你的历史认识。
| 摘录 | 出处 |
| “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 《周书·酒诰》 |
| “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 《左传》 |
|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 《后汉书·陈宠列传》 |
| A．华夏认同观念的增强 | B．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
| C．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 D．礼法之争的发展演变 |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商鞅在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策略中选用霸道，但他只是将法治置于极高的位置，并未忽略对礼治的选用。商鞅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循今”，认为在诸国争霸的乱世，一味沿用前代的礼乐制度和仁善教化的治国方略是不合时宜的，应在借鉴前代的基础上改革古礼古法，以争霸的具体形势制定新的准则。国家整体所应遵循的制度规范和限制的群体是除国君外的所有阶层。商鞅秉承“以刑去刑，国治”的法治思想，保证法令的严格执行力与权威，不会因先前的功与善而减轻刑罚。在“重刑轻赏”的理论构建中，商鞅并未否定“礼”的相关内涵，而是“礼”纳入到“法”的整体概念之中，以便更好地执行法令。商鞅所奠定的国家政治思想及其价值系统逐步内化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专制国家的内法外儒、霸王道杂之之学，影响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摘编自于广海《两汉治策中的礼法并用研究》
材料二 12—16世纪，西欧大陆各国兴起了一场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运动。10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新兴城市开始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即主要基于民事和商事活动产生的社会关系。然而，已逐步沦为习惯法的日耳曼法简陋、注重形式等不适宜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承担调整新社会关系的重任。教会法目的在于维护教权统治，也不能满足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百年战争之后法王路易七世率先引用罗马法鼓吹君权至上，臣属皆卑的舆论。他在敕书中宣称“打击破坏公理的强权势力，维护驯服的臣属，使主权得到伸张，是国王的应尽之责”。到中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试图将法律中包含的神学因素剔除以弘扬世俗法，使得罗马法复兴运动在西欧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崔明轩《论罗马法复兴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礼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2—16世纪西欧兴起研究和适用罗马法的原因。
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对社会教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法治传统的不同点。
材料一：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三：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主题二 秦汉至隋唐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四：董仲舒认为，汉朝建立后“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主要原因是政治指导思想不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因而统一法度必先统一政治指导思想，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使“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这一主张的具体含意是要求汉武帝用儒术，特别是“公羊”家所阐释的“《春秋》之义”去改造法律，将儒家衡量是非之尺度纳入汉朝律令之中，从而将承秦而来的汉朝法律改造成推行道德教化的工具。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五：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唐律疏议》明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唐太宗就曾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简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止了刑罚的滥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六 伸装辞故里，谋策赴边庭。壮志吞鸿鹏，遥心伴鹅鸽。
——孟浩然《送莫切兼诸昆弟从韩司马人西军》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火戎。尔随汉将出门头，剪虏若草收奇功。
——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
世承清白遗，躬服古人言。从官俱守道，归来共闭门。
——书应物《送端东行》
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蓄私。
——王梵志（僧人）《兄弟须和顺》
得声名年尚少，寻常志气出风尘。文场继续成三代，家族辉华在一身。
——张籍《哭胡十八遇》
秦云蜀浪两堪愁，尔养晨昏我远游。千里客心难寄梦，两行乡泪为君流。
——杨牢《赠舍弟》
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
——坎曼尔（回鹘诗人）《教子诗》
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饥渴，何必慕甘肥。
——白居易《新构亭台示诸弟侄》
常怀稻梁惠，岂惮江山永。小大每相从，羽毛当自整。
——张九龄《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
主题三 宋元至明清德法律与教化
材料七：夫自轩辕以来，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渐著，其详弗可复知。逮魏文侯师于李悝，始采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汉萧何加以三篇，通号《九章》。曹魏刘劭又衍汉律为十八篇。晋贾充又参魏律为二十篇。唐长孙无忌等又取汉魏晋三家，择可而行，定位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为宗。历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谓厥大成矣。
——摘编自明代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
材料八：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曲礼》
材料九：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来改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十:明代最为成熟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收到显著成效的乡约制度是王阳明编制的《南赣乡约》……官倡民办的组织模式成熟，约规内容具体详尽，如其中明确规定了乡约职务的设置要求，“乡落居民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二人副之，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就明确规定，“通约之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都有救助相恤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大家的基本生活保障无忧。可以说，通过朝野上下特别是王阳明等人的努力，除突遭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外，明代乡约的道德教化成效日益显著，在乡村社会营造出了互敬互爱、患难与共的淳朴乡风民风，颇具儒家理想的小康社会之意境。
——摘编自王蕾《刍论明代乡约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材料十一：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家庭化、民间化，它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模仿、沿袭、借鉴的传播推演过程，其核心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传统家训教育以血缘亲情为前提，以言传与身教相结合，采用以小见大、化抽象为具体的理论转化路径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路径，这对现代的家庭教育乃至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运庚《中国传统家训的现实文化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
材料十二：从一定角度看，古代中国社会史就是一部“社会教化史”。中国传统教化思想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整合行为。在国家层面重视对教化的弘扬、表彰和政治推崇。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同时辅之“仁政”，从制度上保障教化的推行，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精英统治阶层要求做到率先垂范。正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历史上，宗族、乡绅、士子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德性高尚之人成为人们推崇和学习的对象，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声望和社会地位支持着家族、家乡的发展。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基础测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概括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并简析这些思想主张所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
(5)根据材料五，归纳“唐律”所具有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唐律疏议》的重要历史地位。
(6)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7)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家训诗反映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有何指导意义？
✱能力提升✱
(8)根据材料七概括中国古代自先秦到唐初法典编纂的历史，结合所学，概述唐代在律法方面的突出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9)根据材料八概括其核心思想，结合所学，概述其在宋代社会教化方面的实践。
(10)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司法实践中“理性”的表现及其原因。
(11)根据材料十，概括明代乡约制度的特点。
✱历史纵横✱
(12)根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现实价值。
(13)根据材料十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教化的不同主体及其主要作用。
材料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成为此时王室家风中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学习贯穿于家庭教育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汉朝以来，立德修身、重视治学、学而优则仕的家风逐步形成，大量家训开始出现，譬如汉高祖刘邦遗嘱《手敕太子文》，教导其子刘盈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家风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忠孝礼仪、读书修身、勤俭节约仍旧是传统士族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曹操的《诫子植》。除了诫子文书之外，《颜氏家训》的问世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风教育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家风文化在民间的大发展大繁荣。李唐帝国时，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知识、读书论学”，这得益于文官科举选仕制度的确立。
宋明时期，出现大量家训读本，如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等，内容涉及忠君爱国、读书学习、修身立世、礼仪规范、勤俭节约、齐家守业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家风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以儒家家风为主体，以商贾家风、女子家风等为有益补充，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具备了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摘编自张贝：《历史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家风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家风传承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二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