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的社会规范思想。基督教要求人们立足于世俗社会来追求理想的天国，要求人们应当遵守世俗社会的法律。《创世纪》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圣经》孕育了基督教法治传统的萌芽，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双峰对峙”的局面。宗教改革后，教会影响力逐渐削弱，但在西方的个人价值、尊重人格的理念及婚姻、财产、继承、犯罪与刑罚等方面，教会法都一定程度地融入了近代法律条款中。
材料二 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统治者通过特定的礼仪规范，以实现道德教化对民众进行引导与劝勉，使人遵守“上下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同时，即使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理想，却总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差级制的现实所遮蔽和湮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靳浩辉《中西文化对勘视阈中的礼法之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对社会教化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礼治传统与西方基督教法治传统的不同点。
材料一 古代中国法律一开始便成了家族本位和专制主义的附属品。这种单极的政治统治观，从商朝的天道观使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开始，至周礼损益形成政治与伦理相一统的宗法等级观，秦以后皇权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得中华法系未有限制皇权的法律的可能。以至于清末立宪仍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告终。“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法律实用主义工具化，使之用来维护君权，君权又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下，是无法产生核心价值为社会力量对国家公权力进行制约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政性质法律的，更谈不上宪法部门了。
——摘编自朱政《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材料二 中国社会更加注重自上而下“大一统”的集中式管理，追求上下一致，内外和谐的社会效果，国家治理方面则是德法并举、刚柔相济，最终形成一个高效、有序、成体系的法律文化闭环，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被概括为“统而有序”。与之相应，西方的欧美国家特别看重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主张在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民族（种族）的自由权利基础上不断取得各自的民主进步，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被概括为：“散而民主。”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法律和中国古代法律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发展进行解读。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2）梁启超认为“新民”应具有哪些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3）结合材料，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选取恰当一例，说明中华文明之精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是怎样得到创新性运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