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改造成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西周初，实行礼制，礼成为国家运转的大法。按照儒家思想，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必须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并按照伦理道德原则来评价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优劣。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者以经义注释和施用法律之后，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与法的关系形成“本”与“用”的关系。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礼有治国、理家、律己的功能，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规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法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正公开，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这种以礼为原则的法律体系是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总结了西周“礼治”经验后于2500年前创建的。孔子将法与礼所能达到的不同社会治理效果作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看来，以理（礼）服人的“王道”显然要优于以力（法）制人的“霸道”。孔子认为依附于“礼治”的法律只有维护忠、孝、节、义，才具有惩恶扬善的功效，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牾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孔子追求的是“以礼治国”，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二是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以达到礼让“无讼”的境地。孔子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摘编自马小红《礼治、法治之辩》

材料二   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是，民法法典化的本质正是政治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法典化潮流无不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国革命的皇冠，巩固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念；意大利民法典直接促进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奥地利民法典迅速将奥匈联结整合，这些国家皆通过法制统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

材料三   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摘编自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材料一   殷商、西周时期，我国实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这时多靠礼法制度和道德治理国家。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据《左传》记载，铸刑鼎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不久，晋国也铸刑鼎。铸刑鼎这一行为，遭到了坚持以德治国者的强烈批评，孔子反驳到：“……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二   刘邦入关后宣布废除秦的苛刑酷法，又命萧何在秦律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外又增户、兴、厩三篇，形成《九章律》；到武帝时，补充了《越宫律》和《朝律》等。汉律重视维护家庭伦理秩序，对于老人、儿童采取优待政策，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犯罪行为而不向官府揭发，家族中的地位卑下一方告发地位尊高的一方，不但不会被受理而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汉律中有大量关于惩处官吏不法行为的条文，在案件侦破、裁判中，官吏存在包庇、审判不公行为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同时处罚受贿和行贿行为并且按照赃款数额比照盗窃罪处罚。汉代继承了秦朝乞鞫制度对案件进行再审以保障处理结果的公正，乞鞫的基本流程包括：罪犯提出复审、复审官吏书面查阅原审案件、开庭审理核实证据、作出复审判决、确为错案进行善后处理。

——摘编自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张晟基《张家山汉简蕴含古代刑事治理智慧》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代有“禹刑”。周穆王命吕侯制作《吕刑》。春秋时期出现了《刑鼎》《刑书》《竹刑》。战国时魏文侯命李悝制定《法经》，秦朝时被发展为《秦律》。汉高祖命萧何参照秦律制作了《九章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新律》和《北魏律》为代表。唐代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

唐律继承了古代立法传统，将各种法规熔为一炉，采取了刑事立法的形式，全部律条都围绕着“罪”和“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唐律规定了严惩十恶，依次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还规定如果赃证已经明确，“理不可疑”，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犯罪事实进行判决。《唐律疏议》成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也是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深刻影响着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现在保留下来的早期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法律碎片本质上都是习俗，尤其是百户法庭和郡法庭，都宣称习惯法的裁决是从习俗中产生的。

大部分的法律与商业财产的变动有关。一般来说，当一个人被他的邻居认定有罪时，他将通常受到若干经济惩罚，同时还需上缴给政府一定的罚款。如被他人杀死，则罪犯必须按照法律赔偿被杀者人身估计价值。百户法庭每月至少开庭一次，判决应该通过百户区所有自由民的同意。法庭可以根据他人保证宣告被告无罪，条件是必须找12个亲戚或关系密切的邻居来为他的誓言作证。10世纪阿尔弗雷德统一英国，发布三个法令，但能否得到执行，还是有赖于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同意。

——摘编自程汉大《英国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