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讼”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儒家把“无讼”思想作为其施政的目标之一、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中国传统社会重视预防犯罪，官府通过制定复杂的诉讼程序和收取高额的诉讼费用来达到息讼的目的，对百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则通过国家的管理模式和封建制度的调解机制来化解，使得诉讼无可能发生，做到禁之于未然。在儒家“以和为贵”的和谐观念影响下，如果有人一遇到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破坏人们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甚至还会反目成仇，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叶宇昆《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明清史料中， “好讼”“喜讼”“健讼”“嚣讼”“刁讼”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明代地方诉讼风气，一般说来，江南超过江北。安徽凤阳府天长县因为江西、福建、苏、歙“流奸”，“往往避罪逃匿本县铜城、汊涧、扬村等镇”，结党煽祸，起灭教唆，最终导致“争讼渐烦”。“讼棍”教唆百姓频繁诉讼，这些人“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清人龚炜言，清代的乡村百姓，已从原先言及官吏俱有“怖色”，进而演变为与“胥吏亲热”，甚至“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如此，城市更是可想而知，最终导致“案牍”日繁。
——摘编自陈宝良《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无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好讼”之风形成的背景。
2 .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物 | 政治主张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人口生育政策的特征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以来学者人口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材料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一家一姓之私已不能应对高度竞争的世界，社会急需新的统治秩序……七国之中，为何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说起来，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所以国内并不存在其他六国那样庞大的贵族世家网络，法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才能推行。也正是因为开化最迟，统治者才会长期保持改革初心，奋发图强，最终化弱为强。
材料二：秦孝公时期，秦国建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法治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得益于四个工具的运用：一个是宣传的工具，一个是税收的尺度，一个是公安的工具，一个是社会评价系统。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秦国用完全忠实执行法令的“法律官僚”取代了王公贵族来治国理政，甚至不惜以暴力的形式推行这些法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毓海《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建立法治官僚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秦国建立的法治官僚制度。
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法改革，赵国有《国律》，楚国有《宪令》，魏国有《法经》，秦国有《秦律》。魏国《法经》对后来其它各国的立法，特别是秦国商鞅制定秦律影响极大。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在秦国付诸实施，商鞅提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秦国老幼妇孺皆知“商君之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梁启超宣称：“法治主义乃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可能更微于近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不能舍法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厉行法治，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权。梁启超一再申明，法治精神在中国“古而有之”，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来推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让人民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法律文化。
——摘编自李宁《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国时期“法治”思想的产生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法治思想进行评述。
材料一 我国传统礼仪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内容。《礼记》中的很多篇自对人们起床以及入睡时间、从早到晚不同阶段所应该从事的劳作类型及承担的职责等进行了明示和阐述。自周代起，学校中的学生到了农忙季节就要离开学校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在每年冬天的农闲阶段才是进入学校学习的主要时间段。在我国古代社会，一般家庭都具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提倡重视脑力以及体力劳动，并且通过家训家风的形式将这种优秀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摘编自杨玲《论优秀传统文化在劳动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受此影响，教育与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时代”、剥削阶级垄断的“旧教育”相揖别。劳动、劳动人民、劳动教育成为“关键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一方面大力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另一方面充分联系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引导未升学的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当时主流的教育论述、讲话和研讨都指向劳动教育，并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鉴于学校课程学术性高于实用性，升学性先于就业性，国家将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把“勤工俭学”作为教劳结合的手段，并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
—摘编自陈南《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兼论开展劳动教育的时空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历来重视劳动教育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不同时期的法律概况与法律指导思想统计表
| 时间 | 概况 | 指导思想 |
| 春秋战国 | 公布成文法•法律走向公开 | 维护等级秩序；圣贤治国与立法；以法治国；一断于法 |
| 秦 | 确立了一整套法制体系，较为严苛 | 法令统一；专任刑罚 |
| 汉 | 汉初承秦制，汉武帝后“引经注律” | 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法家思想仍有一定影响 |
| 隋唐 | 在吸收前代法律成果基础上，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封建法典及司法体系 |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宽简，执法严明 |
| 宋元 | 增加新的法律内容，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民事、经济关系的调整 | 强化集权；强调义利，重视经济；严刑为本 |
| 明清 | 继承前代法律，中央集权控制力加强，制定综合性法典 | 重典治史；立法简约化；以德化民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以结合了马克思列宁法制思想的毛泽东法制思想为指导，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法律条文。1954年，《五四宪法》的颁布使国家的法制正式确立，法制建设步入正轨。第一届全国人大宣布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法律除了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律有效，这就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法律纳入到新宪法的体制内。1954年到1957年，我国大力开展立法工作，先后制定和批准了40多个法律、法令。同时，民法、刑法、诉讼法也在起草过程中，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体系调整的关系更广泛、内容更加完善。《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这种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我们一直沿用至今，是我国法制史.上里程碑性的建设。
——摘编自王欣阳《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法制建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的异同点，并简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的背景。
(2)结合材料与所学的中外历史信息（中国史与世界史至少各一条信息），围绕“法制建设与国家治理”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1）背景：
（2）起源：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建立了以
（3）发展：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君纷纷寻找
材料一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泛指汉律篇章之多。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
——摘编自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材料二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废共和而行帝制。皇帝敕令开始显示力量，并逐渐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在帝政前期，皇帝敕令并不经常被使用，而是借由元老院之手颁布法律。以公元235年塞维鲁斯遇刺为起点，罗马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使皇权愈发集中，皇帝操纵了立法权。皇帝敕令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甚至被直接称为“法”。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汇成《罗马民法大全》）。在《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教科书）一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皇帝敕令。
——摘编自沈超《从皇帝敕令的演进过程看罗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学者的呼吁以及最高决策层的决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法治任务与目标，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摘编自李星、王利民《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