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之上，形成了家国合一的宗法伦理。中国法紧随宗族制成为道德执行工具，维护宗法等级是中华法系特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法家产生，法家“缘法而治”本质是权力本位；其典型观点“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立法集于君主，不承认民众权利。中国古代权力观念发达，所谓法，一是刑法，二是官僚机构组织法，形成了异常发达的以公法为主的法律体系。法家强调“尊卑贵贱皆从法”，但在实践上，只对被统治者有威慑力，法治作为德治补充，为人治服务，这是中国法落后、缺乏法治精神的真正原因。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国”》

材料二   在罗马早期社会中，商品经济孕育着自由、平等观念。个人意识使罗马公民在人与人，人与城邦之间表现为契约关系，使法律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系统。古罗马法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罗马人把法治视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和自然理性，注重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罗马以权利为本位的法治建设，把私人权利看作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使私法成为罗马法的灵魂和精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成为国家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体现在罗马各个角落，共和国的法治精神成为西方法律的渊源。

——摘编自《古罗马共和国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