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援礼入法原则已经确立 | B．奴隶制度遭到破坏 |
| C．法律思想蕴含人性光辉 | D．司法体制较为完善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天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法治政策的主要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运用法律治国与前代的不同。
| A．强调中央的绝对权威 | B．重视畿外地区的管理 |
| C．规范诸侯的行为准则 | D．告诫伯侯为民众谋利 |
材料一 周代形成了以维护宗法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并使全部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纳入到礼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刑罚与礼互不相属。法官参照前辈先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法律实践以刑统罪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开始居于法律规范体系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礼被排斥在法之外。
汉儒以引经注律、经义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个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律“一准乎礼”而告完成。此后，经宋迄明清，中国法律就基本定型于“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正统体制，使以礼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实现了法典化，同时也使以刑为核心的法实现了道德化。
——摘编自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法文化中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法治思想输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法律进程正式开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等人的不懈努力，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采用了来自权利能力、债权、所有权等民法概念，引进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民法原则。同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总则与分则两编的体例，并仿照西方刑事法制建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及主刑和从刑相协调的刑种体制等刑法制度。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制度最终建立起来。
——摘编自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归纳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礼法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法治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
材料一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泛指汉律篇章之多。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
——摘编自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材料二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废共和而行帝制。皇帝敕令开始显示力量，并逐渐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在帝政前期，皇帝敕令并不经常被使用，而是借由元老院之手颁布法律。以公元235年塞维鲁斯遇刺为起点，罗马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使皇权愈发集中，皇帝操纵了立法权。皇帝敕令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甚至被直接称为“法”。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汇成《罗马民法大全》）。在《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教科书）一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皇帝敕令。
——摘编自沈超《从皇帝敕令的演进过程看罗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学者的呼吁以及最高决策层的决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法治任务与目标，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摘编自李星、王利民《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意义。
| A．礼主刑辅是古代法律存在的形式 | B．法律是强化社会治理的工具 |
| C．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法律发展历程 | D．法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