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成为此时王室家风中的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学习贯穿于家庭教育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汉朝以来，立德修身、重视治学、学而优则仕的家风逐步形成，大量家训开始出现，譬如汉高祖刘邦遗嘱《手敕太子文》，教导其子刘盈要“读书练字，尊老用贤”。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家风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忠孝礼仪、读书修身、勤俭节约仍旧是传统士族家庭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如诸葛亮的《诫子书》、曹操的《诫子植》。除了诫子文书之外，《颜氏家训》的问世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风教育文献，直接推动了我国家风文化在民间的大发展大繁荣。李唐帝国时，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知识、读书论学”，这得益于文官科举选仕制度的确立。
宋明时期，出现大量家训读本，如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等，内容涉及忠君爱国、读书学习、修身立世、礼仪规范、勤俭节约、齐家守业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家风的主要内容。宋明时期，以儒家家风为主体，以商贾家风、女子家风等为有益补充，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具备了成熟完备的理论形态。
——摘编自张贝：《历史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家风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家风传承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西方法律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为英国法和美国法，英国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契约制度、陪审团与辩护制度的司法实践，阐释了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思想；美国的法律制度特色主要体现在宪政与司法独立方面，美国宪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美国宪法中所体现出的三权分立思想，阐释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法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成文法典的编纂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民法典》，它所体现的注重保护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思想是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和灵魂。西方法律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体制的制度体系。
——摘编自曹成旭《浅析西方法律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相比，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古代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很大，但其中仍存在着共性。
材料一 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兽）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象征。它怒目圆睁，透着威严，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獬豸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令犯法的人不寒而栗。汉代司法官员头上带的法冠就叫“獬豸冠”，清朝监察御史和按察使所穿的补服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
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法院的大门外，人们常常会看到蒙目女神的雕塑。她神情肃穆，一只手拿着宝剑，另一只手持着天平。她的双眼被布紧紧蒙住，这样就可以靠理性而不是情感和直觉来明辨是非。这位女神的造型实际是混合了希腊、罗马神话中诸位正义女神的形象，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象征。
——摘编自彭丽《蒙目女神与独角兽一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
材料二 中华法系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特色鲜明。从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行政和诉讼等诸方面的内容，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手中。保护与管理农业生产一直是古代法律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刘艺工《试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1)依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共性。
(2)依据材料二，分析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 战国 |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化”的人，将先秦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系统化。荀子认为礼与乐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西周，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规范。他以礼来规定君臣、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规范，明确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国工，使其各守其分。此外，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他提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 汉代 | 汉初学者陆贾提倡“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并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从惠帝汉开始，汉代皇帝都以“孝”称谥号。此外，汉初统治者还厉行节俭，并形成很强的社会感代召力。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伦理法则。最终使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封建统治理论。 |
| 宋代 | 宋代一改唐代《开元礼》以君主、宗室、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的特点，其修订的宋《政和五礼新仪》多涉及庶人礼仪。宋代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化，宋仁宗皇祜年代间，陈襄知仙居县，撰制《劝谕文》，劝诫乡民：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这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 |
| 明代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由民间自行推举年高德劭之人掌教化，其主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代宣读并讲解《大明律》及《教民榜文》，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明后期，乡约宣讲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即所谓的“六谕”，不遵守的百姓会受到处罚。 |
——摘编自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教化的发展”，自行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富思想的渊源极早。早在殷末周初的《周易》中就有重农抑商、节欲恤民、平施共富的民富思想内容的记载。随着西周初期“敬德保民”思想的出现，民富的思想逐渐在一些文人雅士中受到重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加之统治者治国的理念和方法还处于尝试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相对宽松的“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于是先贤们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一些对于治国安民的看法，就出现了以儒家、墨家、法家等为代表的学者，根据自家学派的阶级立场，阐述对“民富”思想不同见解的局面。
——摘编自刘晓欣《先秦儒家的民富思想探析》
材料二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认为，民生主义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国强才能民富，国强是民富的基础，但民富才是国强的最终目的和最可靠的保证。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道：“中国近代患贫极了，因而在行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生产力则贫。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措施，则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五四时期，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业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进行，既废手工而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梦想，虽没能亲手实现，但却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引导着后继者们朝着这个目标奋进。
——摘编自于颖《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思想及其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民富思想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富民强国思想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泛指汉律篇章之多。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
——摘编自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材料二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废共和而行帝制。皇帝敕令开始显示力量，并逐渐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在帝政前期，皇帝敕令并不经常被使用，而是借由元老院之手颁布法律。以公元235年塞维鲁斯遇刺为起点，罗马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使皇权愈发集中，皇帝操纵了立法权。皇帝敕令几乎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甚至被直接称为“法”。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汇成《罗马民法大全》）。在《法学阶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教科书）一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皇帝敕令。
——摘编自沈超《从皇帝敕令的演进过程看罗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经由学者的呼吁以及最高决策层的决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法治任务与目标，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由此拉开帷幕。“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摘编自李星、王利民《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秦汉法典与古罗马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意义。
材料 “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而形成的治国理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礼法合治”思想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宝贵结晶，对当代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法合治”思想推翻了礼治与法治的敌对状态，开创了礼治与法治、道德教化与刑罚惩罚相统一的理念，为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马伟霞《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结合材料和所学中国史相关知识，围绕“礼法合治”自行拟定一个论题，进行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不得照抄材料原文）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