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725～750年间某法律文书的摘录：立约人某地某某人信赖某地某某大人之权威。众所周知，我一无所有，衣食难以为继，因此恳求您怜悯周恤，蒙您仁慈恩准，使我得以信赖您的保护。您应按我所尽之力，依照我所提供之劳役和劳债，助我保有食物、衣服。……兹经双方协定，如我们之中有人违反协议，将向另一方赔偿金钱（钱数待定），并且协议继续有效。
——摘编自【法】德尼兹·加亚尔《欧洲史》等
(1)材料反映了（时期）西欧的（法律类型）。(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段材料的研究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该时期的法律建设。
材料一 公元52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前司法大臣领衔的十人委员会开始编纂新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委员会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避免过时和矛盾的地方，并使之系统化。新编纂的法典中，皇帝的谕令在法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关奴隶制的法令被简化了。在关于嫁妆和妇女的婚前财产方面，查士丁尼规定离婚时丈夫返还给妻子的婚前财产应该与嫁妆的价值一样。534年新法典颁布，但是编纂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他又颁布了许多谕令。这些谕令的编辑工作一直持续到皇帝逝世时为止，后世称之为《新律》。《新律》是用希腊文完成的，这样的做法实则是对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趋势妥协的产物。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 唐高宗李治（649—683年在位）时期，《永徽律》颁布。后人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划为“十恶”，“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唐律疏议·名例篇》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按照唐律规定，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犯有死罪之人，不判死刑；十五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患有残疾的人，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收赎。唐太宗执政时期，因错杀大理丞张蕴古、交州都督卢祖尚，后悔之余制定了死刑执行前需要执行“三复奏”“五复奏”的制度。唐高宗即位后，“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
——摘编自石志刚《《唐律疏议〉的内容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查士丁尼法典》产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律疏议》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 A．西欧地区民族矛盾的积累和激化 |
| B．现有法律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
| C．法制建设与法学研究的紧密结合 |
| D．罗马法彰显西欧民众的价值追求 |
| A．文化传承推动文明进步 | B．哲学思想塑造法治精神 |
| C．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 | D．亚历山大东征影响深远 |
材料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体系：一是罗马式民法典体系，其编纂体系被《法国民法典》接受，将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法、财产权取得法三编。二是德国式民法典体系，该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但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巴特就提出《德国民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偏向，这种重财轻人的特色使关于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法大大退缩于财产法之后。
一百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强化对名誉、肖像、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已经成为民事立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从民法典编纂开始，就确立了“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我国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共计1260条。与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有三大创新，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回应了时代之问。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
(1)依据材料，简析中国民法典与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不同点。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5～17世纪的英国急剧变化，司法体系在新旧交替中发展。英国大致存在几种不同类型法庭：一是构成在早期司法之主体的普通法（建立在习惯基础上、全国普遍适用的法律）法庭；二是以“良心”和“衡平”为原则的衡平法法庭；三是传统封建法庭；四是教会法庭。每种法庭都有不同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各自相应的组织结构。普通法庭和衡平法法庭是当时英国政府所倚重的主要司法统治工具。各种法庭司法管辖权的重叠交叉为普通民众解决纠纷、维护利益、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他们在面临诉讼时的选择变得多样化。
——摘编自陈娟《近代转型时期英国基层司法机构探析》
材料二 在清朝前前期，州县主要受理笞杖刑以下的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徒刑以上较重的刑事案件则归省与中央司法机关管辖。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的研究发现，清代现州、县的基层司法官员主要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体现了古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从判牍来看，州、县官员推崇民间调解，如果能够在民间调解可以解决的案件，他们就不主张再进行诉讼。对于已诉讼的案件，也会在审理中进行调解。基层官员注重在司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教育作用，实现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培养。曾任布政使的于成龙认为，司法官判案时一定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不能完全拘于的法律条文，提到了“实质正义高于形式正义”等问题。这些司法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反映了统治阶层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
——摘编自王新霞、任海涛《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早期英国基层司法体系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前期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近代中国和清代前期基层司法体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