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上谕，下诏变法，承认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同时，面对清廷有意修律与西方法理接轨之举动，列强纷纷示好。如英国首先承诺中国倘进行法律改革，即放弃领事裁判权。其后，美国、日本、葡萄牙也相继作出类似承诺。虽此承诺仍是镜花水月，却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的修律热情，成为晚清修律的直接动因。不久，清廷下诏“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从此，沈家本开始其主持修律的生涯。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材料二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也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法律的变化。因此，西方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洛克大力倡导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整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亚当·斯密在洛克天赋财产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将自由作为正义的基础，他认为，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正义理论中，公平、正义、平等有着特殊的含义，是与等价交换系在一起的，相应地，与公平、正义密切联系的平等指的是机会的均等、法定条件的均等，促进了法律的形式平等。

——金霆《生产方式变革与西方法律的历史演进》

材料三   新时期法制建设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迎来了崭新发展的新时代。1979年7月1日通过了7部重要法律，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以1982年现行宪法的通过为起点，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调整了自身的结构，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理顺了国家、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到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个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和统帅，以法律法规为主干，涉及宪法和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上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莫纪宏《改革开放40年：从公平正义到全面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