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民初，西方律师制度被引入中国。当时，在认识到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黑暗后，“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着手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尝试实行律师制度，所谓“既可以牵制法官不至意为出入，且可代人民诉讼剖白是非，其用意深且远也”。武汉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律师身影的地区之一，当时在汉口租界内，比较有名的有裴赉、福禄等洋律师。1909年至1910年间，湖北积极筹设各级审判厅机构，在武昌先后设立了高等审判厅1所、地方审判厅1所和初级审判厅1所，在汉口、宜昌、沙市也分别设立地方审判厅及初级审判厅各1所……律师与讼师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接受过以西方法律课程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法律教育。
——摘编自朱英、魏文享《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的人民律师制度是在废除旧法统、创立新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创建并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共中央逐步废除了国民党旧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我国新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开始建立。1950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查案件，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至此，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律师辩护制度在法律上获得了明确规定，律师参与诉讼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确认，我国律师制度建设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956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求报告》，对律师的性质、任务、工作机构等作了原则规定，任务包括接待群众来访，刑事辩护，担任机关、企业、团体的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在性质上，律师既非审判人员，又非行政机关干部，而是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到1957年6月，全国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同时借鉴苏联经验，共建立了817个法律顾问处，有专职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
——摘编自王福强、付子堂《实践驱动：新中国律师制度研究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律师群体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律师制度建设呈现出的新特点，并分析律师制度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1930年前后，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全国已创建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鉴于此，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苏维埃中央政府，并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放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1919一1949）》
材料二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评价它“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1954年宪法总结了自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立宪的历史，借鉴了当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与超越。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政治架构与体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之基本框架，我国之后的宪法政治体制皆以此为基础。
——摘编自范进学《1954年宪法实花及其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制定的背景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54年宪法颁布的背景和影响，并谈谈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探索之路给你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明清时代对于官吏的“普法教育”是很有特点的。其一，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对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员普法不限于本部门的法规，更应当熟悉国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员普法的要求载于刑法典，是具有强制性的，违反者要给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试官员的法律知识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其五，考试结果区分优劣，按法予以奖惩。“讲读律令”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执法者法律素质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断罪，改善司法状况。
——摘编自张晋藩《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材料二 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以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摘编自刘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官吏“普法教育”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普法教育发展起来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1800年8月，拿破仑下令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并限期是年11 月完成。期间，共召开102次讨论修改会议，他亲自主持的达半数以上，最后，又力排众议，简化批准程序，使民法草案在立法院中通过。《拿破仑法典》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并辑集多种的法律、命令、习惯、法理和理想而成的。全典共计 2281 条，分为“人”“财产”“财产取得之各种方式”等三篇，内容之广泛，实不多见。诚然时人及后世对其编制过程及技术多有批评，但《拿破仑法典》所以能供许多国家做模范，且历百余年而不至根本动摇者，或正以此。拿氏之自认可以赖它而垂不朽者，或非纯粹意气之谈。
——摘编自梅汝嗷《<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事立法变化发展大事记 建国之初，民事立法受到高度重视，相继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诸多有关民事单行法。 依据“五四宪法”并借鉴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1954 年开始第一次民法草案的尝试，因历史局限而未达立法初衷; 1962 年虽也进行了民法典起草工作，但最终夭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国情，采取了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先后制定了如《经济合同法》《继承法》《物权法》等诸多民事单行法。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通则》，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事基本法。 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迈出了第一步。 2020年5月底，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
——据王勇旗《新中国成立70年民事立法变迁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拿破仑法典》制定的背景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都曾对1978年宪法进行过局部修改，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设置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宪法有多个条款涉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早就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譬如，刘海年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它们总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编自周刚志《中国文化法治七十年回眸》
材料二 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活动。邓小平在1985年10月和1986年3月会见外宾接见外国记者采访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律。教育引导，法律保障；教育是事前预防，法律是事后补救；加强教育以提高素质，运用法律以增强意识。
——摘编自付翠英《论邓小平法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82年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2年宪法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践行1982年宪法过程中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一统天下。君权至上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价值准则，与君主政治相始终。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殷商帝王的“余一人”思想。秦汉以后，君权至上准则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忠君义务观念是传统臣民观念的主要构成之一。这是一种基于君主政治条件而形成的传统——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与法律义务观念有所不同，其中并不包含人们对法律责任的自觉意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圣人与圣王相通，被统治者视为理想君主的象征。封建帝王虽然未必都是“对”的，但可以自诩为圣，阿谀奉承的臣子们也尊之为圣。于是，人们的负罪意识便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生活中，在天子“圣明”的灵光普照下，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并口称“臣罪该万死”，诚惶诚恐。在等级观念约束之下，人们无条件地服从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衣着服饰、言谈举止到思想意志，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等级观念剥夺了人们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精神，使人们不只在实际生活中，还在精神上做奴仆。
——摘編自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材料二
到了近代，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外交流的增多、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的臣民观念面临瓦解。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到20世纪初，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教国教民意识对臣民观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始大力倡导国民观。国民是指以国家为本位、享有权利并担负义务，但是必须重义务轻权利、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重集体轻自身的一国之民。然而民（国）初为宪政实践的失败，又使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国民观也无法解决教国新民的历史问题，于是有识之士开始转而向往公民和公民观。在他们的视域中，公民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国家中具有独立人格、权利观念、功利思想、法律意识、契约精神和科学理性思想的个人。
——摘编自郑大华、朱蕾《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臣民意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民意识出现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公民教育的社会意义。
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 现代宪法宣誓制度脱胎于带有宗教色彩的宣誓仪式，并在现代法治精神的引领下逐渐成为宣扬宪法文化的支撑制度。宪法宣誓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借鉴了英国《大宪章》的立法思想，纷纷将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沿袭下来，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遵循极为严格的程序，彰显出宪法宣誓的庄严性，这种仪式化功能唤醒、激发和强化了人们内心对宪法遵从的观念，真正在内心对宪法产生认同和依赖，从而信仰宪法。“通过宣誓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宪法宣誓的誓词就是将参与宣誓的国家领导人及公职人员的职责宣告于世，并遵照宪法对其职责予以约束，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自由、独立、民主等理念逐渐成为个人权利诉求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也将这些个人权利诉求作为宣扬内容，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赫然 王鑫磊《西方宪法宣誉制度给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主体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就职宣誓仪式带有宗教色彩，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是一种宣扬政党政治理念的政治仪式，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承。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可以确保就职宣誓人员时刻受到宪法的警示、内心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进而让宣誓人员真正做到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看作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也可以更好地重塑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摘编自王艳卓《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等欧美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被称为近代宪法。近代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机关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而绝不能超越法律或者不服从法律的约束。同时，确定公民权利的范围，并且依法约束和控制国家权力的行使，防止国家权力非法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
——摘编自许兵《试论近代宪法的基本功能》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从恢复重建到持续发展，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的发展阶段。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建设成果的总结和体现，不仅仅便于普通人查找和学习，也利于行政执法部门和人民法院理解法律、统一执法和司法尺度。我国民法典中，不仅有一般民法典所有的总则、物权、姻家庭、继承、合同、侵权等内容，更突性地以合同编通则作为债权总则，将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民法典对于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原则性、基础性问题有了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回应。中国民法典必将在21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刘燕南《首部民法典的重要地位与世界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欧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主要功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重要意义。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