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1年，清政府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衔门，简称总理衡门），其成立引起了封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为了培养具有近代国际法知识的能够办理对外事务的人才，详务派将国际法作为京师同文馆的一项重要课程。课堂上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丁韪良翻译的四卷《万国公法》为主，丁韪良与其学生共同编译的其他国际法书籍也被作为教材使用。国际法的传播，不仅使洋务派逐步学会运用国际法原则处理对外交涉事务，也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新审视。

——摘编自李青《综论洋务派的法律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西方法治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争权进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西方基于宗教信仰的法治基础并不适合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拥有扎实民众根基。中国现代法治的发展需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以及对西方法治理念的批判性借鉴。唯有如此才可填补中国法治话语权的缺失，增强法治领域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孙海英等《中国法治观念的反思与发展进路基于中西方法治文化比较》

材料一   清末婚姻法之修订是民律修订的一部分。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现实需求之导向，清末修律以公法为先为重，婚姻法之修订列居次席，由修订法律馆两位大臣实际主持。1911年，修订法律馆完成《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婚姻法作为《民律亲属篇》之规范奏呈御前。《大清民律草案》未能及时敕谕生效，但其中的婚姻法规范却在民国年间通过判例法理之援引得以在诸省施行。

材料二   早在1948年，全国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1949年颁行的《共同纲领》确立了男女平等、实行婚姻自由的政治纲领。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于同年5月1日生效，立足于“建立一个崭新的合乎新社会发展的婚姻制度”。受苏联婚姻法学的影响，婚姻法单独立法的习惯长期延续。直至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才结束了这一独立的篇章形式和简单的名称形式。

——游路遥《20世纪中国婚姻法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