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5月，位于杭州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挂号信。写信人是韩山，信中寄来了3张泛黄的稿纸。稿纸上是一篇作文，标题是《报喜信儿》，作文上还有老师红色的批改意见，老师给作文打了满分5分。
——摘自《杭州党史方志》
材料二 同学都在聚精会神的做功课，忽然播音机传出了声音:“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宪法刚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大家现在到前院来听广播。”……听着广播器里传出珍贵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通过。”……学校决定我们可以到街上游行庆祝……口号声就在我们的队伍中响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在为伟大的宪法欢呼，我们在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欢呼。欢乐传遍了每一个街巷--不，是传遍了整个北京，传遍了全中国!
——摘自韩山《报喜信儿》
(1)简要指出《报喜信儿》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这个“喜信儿”。
材料一 宗族内部自治以宗族习惯法为基本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族规的形式得到表现。有关族产管理和宗族内部亲属、继承、土地、借贷等多方面的民事关系，构成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照族规规定的方式运作，而当内部发生纠纷时，族人会依族规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族长召集全族或族内头面人物听取双方意见，然后进行劝告，最后公断是非。对于违反族规的行为，宗族可以依族规进行处罚，其处罚方式有：训斥、罚站、罚跪、罚款、扣发“分赡”、责打、削族、鸣官，甚至处死。但是族规对于族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上，宗族作为一个对族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归属感的群体，其对族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量。
——摘编自李力《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材料二 调研结果显示，“运用民俗习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接受程度高达98%。”调研还显示，习惯法在解决传统民间民事纠纷如彩礼返还纠纷、财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的受访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此外，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结合本地实际，发现和挖掘本地的习惯法价值。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杨寨法庭努力创造调解环境，尽可能多用道德、习俗和舆论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运用善良风俗调解解决的纠纷有2100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8%。案件涉及返还彩礼、赡养、精神损害赔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等方面。
——摘编自钟春《现状与未来：我国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民事习惯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清代民事习惯法相比，当代习惯法应用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作用。
材料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最繁盛的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昌盛，国家政权组织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并且唐朝崇尚儒家思想，皇帝出台的各项政治措施也都宽泛仁爱，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思想也是极其活跃，《唐律》的形成为唐朝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也为唐朝的立法、守法、执法形成了统一体。唐代《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唐律为了保护封建官吏的利益，将官吏犯罪划分为公罪和私罪，并规定了不同的判刑原则。《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法典，是唐律的典型代表。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后来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法律体系亦被宋元明清所继承，在东亚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摘编自陶舒亚主编《中国法制史》等
材料二 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认为：“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自然法是整个法律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各种具体法规的指导原则，高于一切人定法和人为权力。”在共和国早期，政府被贵族所垄断，贵族利用政治特权压迫平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罗马法是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律关系”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人的最大成就,无论就其本身的固有价值,还是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论，在很大程度上讲,罗马法是罗马法学家的理念或思想铸就的。
——沈宗灵《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时至今日,“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2008年2月7日德国《新德意志报》上的文章说:“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唐律、罗马法的立法思想，并分别指出它们产生的背景。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最突出成就。
材料一 宋太宗曾说：“法律之书，甚资致理。”他在科举中设置明法科来改变文人的知识结构，宋神宗时期进一步对已及第士人增设官试以选拔法律素养较高者。宋代司法独具特色的是“鞠谳分司”，即“审”与“判”两分，终审机构承唐制为大理寺、审刑院、御史台，审判中分差官录问、法司检断制。在传统人证外，物证和书证普遍使用，凸显了浓厚的集体参与、集体负责的色彩。宋代主张慎刑，因此将财产继承、商事纠纷等与刑事加以区分处理，针对重大犯罪事件和普通且频发的地产纠纷、交易契约纠纷等划归不同的处理机构，后者仍遵循传统的“欲合情，欲息讼，必当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的理念。
——摘编自张俊杰《人文主义理念下宋代司法中的理性与经验》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对旧司法人员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在司法改革运动中，对旧司法人员机械地搬弄诉讼程序，就案办案，不关心政治；主观臆断、坐堂问案；漠视群众利益等审判方式与作风加以批判，并提出了要搞清“什么是人民司法”这一本质任务。为彻底摆脱传统人治，不断推进司法的理性化运作，在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监察体系的改革中，着重关注司法公正与司法标准统一的构建，同时对个案权威与价值判断进行结合，做好“法与情”的兼顾。
——摘编自丁勤亮《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司法实践中“理性”的表现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宋代司法的“理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理性化的发展，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民革命席卷全国。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在政治、军事、刑事、土地、人权和经济方面颁布了系列法律条文，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陆军刑律》《商民运动决议案》《佃农保护法》《工人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在共产党作用下，法律制度建设倾向工农等下层人民，注意到人民的重要地位，使得社会身份得以重视，这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上公开颁令是第一次。
——摘编自姚庆《论中国近代法治建设转型之路》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这个宗旨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所明确的“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便利人民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论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新时代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无论是立法领域，还是执法、司法领域，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始终是法治建设的主旋律，都使得我国法治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法治的鲜明特色。
——摘编自王春业《论百年来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武汉国民政府法治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材料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体系：一是罗马式民法典体系，其编纂体系被《法国民法典》接受，将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法、财产权取得法三编。二是德国式民法典体系，该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但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巴特就提出《德国民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偏向，这种重财轻人的特色使关于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法大大退缩于财产法之后。
一百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强化对名誉、肖像、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已经成为民事立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从民法典编纂开始，就确立了“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我国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共计1260条。与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有三大创新，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回应了时代之问。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
(1)依据材料，简析中国民法典与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不同点。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意义。
| A．主要源自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 B．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持续推进的保障 |
| C．说明党开始认识到法治建设的价值 | D．表明法治建设是经济建设的有力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