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材料一   《法国民法典》的出台，绝非一人的功过得失，它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法律成就，而法国大革命吹响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代号角。可以说，《法国民法典》以法国大革命为“催化剂”，而又成为保卫法国革命成果的“权利书”。《法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民法发展史上独一无二、它推动了大陆国家以至世界各国的法典化运动。它的成就之一正是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另一功绩是它的理性色彩，尤其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确立了财产法方面的诸多原理原则。众所周知，近代民法三项基石性的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国民法典》对于人类法律史的伟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摘编自张洪波《〈法国民法典〉：世界民法典的先驱与垂范》

材料二   如果从历史维度观察，我国民法发展与社会及法制建设是基本同步的，从清末改制开始，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政府皆为对同一未竟事业的延续。然而，国家取得独立后，民法起草作业曾经几次启动，但又随之几次中断。迄至改革开放，法制建设才又被提上了日程。改革伊始，长期计划经济的束缚，引发了一场有关经济法和民法调整对象的激烈论争，后来分别有了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和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立法进程而言，确乎可以认为《民法通则》在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民法的崛起。在这一进程中，学者的努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真正推动民法发展的力量“从根本上讲，是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之社会实践本身”。

——摘编自辜明安《反思与展望：改革以来中国民法发展刍议》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五号主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