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初，以“怀柔远人，义在羁縻”为要义，在川西北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到武德二年（619年），“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对于封授的羁縻府都督、刺史等职，唐朝明确规定“皆得世袭”，“其部落代袭刺史等官”，仅“天宝中国家所赐官告共三十九通”。同时，唐朝还对这些内附的“首领”们厚于赏赐，其中包括官秩很高的虚衔。同时，唐朝还积极吸收当地的民族和部落参与作战，对参与和配合出征打仗的地方首领还授予军职。通过积极采取羁縻措施，设置羁縻府州和大量封授、赏赐，唐朝强化了对川西北地区的政治领属。宋朝沿袭唐朝旧制并使用唐朝的封印，宋朝予以默认。

——摘编自黄辛建、次旦顿珠《唐宋两朝在川西北地区的羁縻政策》

材料二   早在清朝统一西域地区之前，清朝就已经开始对维吾尔群体进行立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则始于清朝统一西域之后，将《大清律例》等一系列清朝颁行的法律制度推行到天山南路地区，同时，清朝针对天山南路地区的实际情况，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理藩院内增设了处理天山南路地区事务的机构。1842年清朝颁布《回疆则例》，《回疆则例》共八卷，收录了清廷为治理天山南路地区颁行的大量行政、司法、经济等法律条规。作为清王朝统治权力的体现，统一西域之后，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颁行的法律、法规自然进入天山南路地区，成为维护其统治、镇压反叛的工具。其次，清廷考虑到天山南路地区的特殊情况，对天山南路社会原有的法律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接纳。

——摘编自王东平《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