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中国自古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国家观念的主要支柱。自春秋战国以降的两千余年间，“此悉土悉臣之思想，已深入一般人民之脑中”，维新派在批判了这种“自古以国为君主之私物，民为君主之私仆”的观念后，阐述了国民为国家构成之主体的新学说。梁启超写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国民报》也发文阐述道: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国民报》指出:“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即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无权利者，非国民也。”

——摘编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三：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材料一：《淮南子》对孔子形象有相当程度的转化和建构，主要有三种倾向：褒扬孔子、批评孔子和改造孔子。褒扬的较多，批评的较少，改造的目的则是将孔子塑造成为道家的代言人。《淮南子》的孔子形象，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同西汉初期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比《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孔子形象，发现他们有同有异，其中展示了学术思想从百家争鸣到融合会通的趋势。

——摘编自秦晓《转化与建构：<淮南子>中的孔子形象》订

材料二：《史纪》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世家三十篇。可立为世家者，皆是能够辅助君主之臣。孔子尝于鲁国出仕，但未为周臣，然其匡正乱世之心，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属辅弼股肱之臣。置孔子于世家，在其整理旧籍，使后世学者能有所宗。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然其世系井然，至汉尤存，传十余世，代有贤哲，故为世家。

——摘编自潘铭基《论司马迁对孔子生平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