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示意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情况
| 时间 | 政府政令 |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 永乐 | “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 |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外交并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处于平等关系下的与别国的外交关系，而是清政府的被迫外交，中国的国门是被迫打开的，是在一次次战败后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开始了这种屈辱的外交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对华夷思想的反思，国家意识的萌发，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在突破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从“夷务”到“洋务”词语的变化，洋务运动中洋务运动时期的“外须和戎”，从对外实行羁縻政策到“以夷制夷”政策的确定，无一不体现了传统外交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摘自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对外政策的发展趋向，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方案的利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地方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中国地方管理制度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在击退廓尔喀侵略后，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前、后藏的噶卜伦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员和管事喇嘛的选任，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共同简选；所有当地政教事务，“事无大小，均应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大呼图克图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的举行，要受驻藏大臣的监视，然后呈请中央批准，方为有效。其他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边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建国初期，西藏地区曾是两种政权并存，经过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逐步过渡到区域自治。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方面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央不予变更；另一方面也规定，有关西藏国防、外交等重大事宜，由中央驻西藏的代表统一管理，同时在昌都地区已成立了具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人民解放委员会。1956年4月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宣告成立，从而完成了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西藏自治区在1965年9月1日正式设置。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和新中国治理西藏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今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历史意义。
材料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豪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措施并指出其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汉朝在今中国新疆地区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的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都只管理军政要务。清朝中央政权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对西藏则派驻藏大臣，通过册封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最集中的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对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土司制度。
——摘编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
材料二 18世纪，狄德罗对于民族的定义是：“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民族指代的是相当大的一群人，他们居住在一片有明确限定的国家范围之内，并且遵从同一个政府的命令。”法国大革命后正如《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称的：“所有主权在根本上属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都不得行使非直接来自于国民授予的权力”。这里的“国民”二字在英文中使用的是“nation”，当法国的革命者们使用它的时候，所指显然超过了国王与贵族的范畴。此时的民族意识与反对封建争取平等与自由的意识相一致。德意志民族主义产生于欢呼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中，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开明领袖痛感必须有某种统一。普鲁士承担了这种责任，同时也将“强权原则”、国家利益至上主义推向极致。
——摘编自陈乔一《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民族主义及民族历史书写》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法国民族主义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根据孔子的天下观，夷夏之间在道德价值取向方面存在明显的共通性，夷夏之间存在共同构成大一统天下的可能。通过恰当的教化行为，夷夏之间可以实现民族融合。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大一统”的哲学思想，使夷夏融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汉代的民族政策，也整体呈现主动的包容态度。两汉时期，建设西南夷地区，对内附的匈奴采取了怀柔的方法，宋代和明代发展边境贸易，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韩兆琦著《秦汉史十五讲》
材料二 清朝是由满洲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反对严华夷之别，雍正皇帝曾说：“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可损于圣德乎?”乾隆皇帝在对大臣的奏疏批示中也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今乌灵阿奏折，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木留心”，“若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
——摘编自马大正《清代中国边疆政策》
(1)根据材料一，概述儒家思想与封建政府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之间的关联。(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历代统治者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及其影响。
材料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bu）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適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 卷二十九
材料二 唐代“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得到丝绸的渴望，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唐太宗被西域各部称为“天可汗”，这一头衔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证明在唐太宗的帝国理想里包含“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意识。唐太宗大量任命非汉族官员进入中央，包括西域少数民族首领，甚至赐给他们皇室“李”姓。唐先后在西北设安西、北庭大都护府，统一于中央政府。
材料三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几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交融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交融，而且伴随着每次交融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三为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强的内聚力和亲合力。而中原地区就是一个熔炉，把周边不断涌入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断熔炼、提纯，最后浇铸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创造出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摘编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时期在民族关系处理上有哪些方式？
(2)根据材料二，指出唐代中央与西域关系的发展。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族交融的意义。
材料一 10～13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这一美称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所向往的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摘编自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由边疆民族创造的、到清代成熟的多元宗教和双重治理体制，有效地解决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并存共生问题，并最终将农耕民族视野之外的广袤边疆，从草原、戈壁滩到高原森林，统统列入中国的版图。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1)指出材料一中认为古代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谈谈你的看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双重治理体制的表现，并分析其特点。
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秦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
——摘编自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材料二 魏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从辽宋夏金时期到元明清时期，各族在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
——摘编自瞿林东《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材料三 中华民族在长期过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凝聚成一个互相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各个民族之间具有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摘编自谭玮一《论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几个特点》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阶段，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民族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四夷来朝”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发展对外交往的政治理想。《尚书·大禹谟》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以彰显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故凡王朝新立，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制定优待"四夷"使臣的朝聘礼仪，举行一系列欢迎仪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并形成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二是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三是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自闭走向开放并呈现出引领的时代属性。自闭状态下，中国多以“天朝上国”的国际身份自居，呈现出一个威望型的东方传统大国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西方国家构建的"咸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此时的中国，在西方所设置的西洋镜中，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而在此逻辑下，中国的国际意识也开始发生巨变——中国开始被安置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当历史再次走向新的关口之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如今的中国已经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即以新型东方大国、仁智大国、更加开放的思维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往来。就是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从西方语境中的“外交无意识”朝着具有中国风格的“外交有意识”迈进。及至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也更加具有自觉塑造、主动引领的意涵。
——摘编自李博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历时与共时之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变化的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