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用以统治和管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云：“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虽然中国自古有“中国”与“四裔”之分，有“中原”与“异域”之别，有“华夏”与“蛮夷”之异，甚至形成“华夷大防”的理论，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还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早在夏、商、周时期，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即对四夷“修文德以来之”。唐朝开国次年，李渊即下诏：对少数民族要以“怀柔”“恩抚”为主，“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唐太宗则进一步强调“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

材料二   我国大陆是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形成了内聚型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各民族天然地倾向于统一在一个国家内。而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疆要塞之地，地理位置特殊，其所生活居住地往往有着丰富的森林、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极其广泛，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在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低下，普遍生产经营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甚至很多地区还停留在捕鱼、狩猎为生的刀耕火种的经济水平上，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其把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在一起，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目的。

——摘编自张梦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因研究》

材料一   明代，国家管理土司事务的机构主要有吏部、兵部、礼部等，地方设置的相关机构，既有布政使司，又有都指挥使司、羁縻卫所。一般情况下，布政使司管理设置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都指挥使司和羁縻卫所管理设置在靠近内地的土府、土州和土县等土官机构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抚司等土司机构。清朝前期，中央设置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在地方，雍正三年（1725年），中央在西宁设置了“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一职，进而全面强化对青海地区四十家土司的控制。

——摘编自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是王爷、土司、上层僧侣等，他们因占有大量土地而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邓小平认为“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他主张先在民族杂居区进行土改，后在边境进行土改。最后，西南通过土地改革，政治权力深入少数民族乡村的各个角落。“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2000万余人，占人口28%，人民武装已发展到224万余人，占人口3%。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会政权。”

——摘编自伍小涛《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建政工作》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材料一     处于今云、贵、川一代的少数民族即所谓“西南夷”地区，早在秦代就已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秦亡以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统治曾一度中断。汉武帝时，唐蒙率军进入夜郎道（今贵州附近）。唐蒙对当地少数民族赠予丰厚礼物，宣扬汉王朝“威德”。当地首领夜郎侯多同愿甘心向汉，汉王朝就在夜郎地区设立郡县，依汉制置吏，并让夜郎侯的儿子任县令。夜郎归属汉朝后，四川一带土著也纷纷要求归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赢得当地人好感，汉朝遂在当地设都尉，置十余县。汉朝在夜郎地区修筑“南夷道”，在四川开通灵关道，在安宁河上架桥，直达今西昌附近。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基本确立。这些地区的省级机构和内地一样，设三司。基层管理主要依靠当地土著担任的土官，亦称土司，武职称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文职称土知府、土知县。土司大多为当地民族首领，一般世袭其职，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一部分土司衙门中的佐贰官、首领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担任，以对土司形成牵制。土司职责是谨守疆界，缴纳赋税，有事要出兵供朝廷调遣。明朝在当地兴办学校，并移内地军民前往屯种。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土司中，女土司占有一定数量。

——摘编自王天有《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