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统治者为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政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误，并思考其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材料一：17世纪20年代，由于缺乏统一准则，欧洲国际关系非常混乱，各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格劳秀斯主张以国际法调整关系，以便有节制地进行战争并限制其祸害。他在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主权属于君主，只有主权者才能合法地发动战争，人民不拥有主权，显然他们就不拥有合法发动战争的权力。格劳秀斯强调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如果以战争达到正义的目的，则战争是合法的。格劳秀斯还强调主权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它的形式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限制，不容他国干涉。但是一国对外行使主权则受到限制，必须受到国际法的制约。
——摘编自周子亚、蒋恩慈《格劳秀斯对国际法的贡献---为纪念格劳秀斯诞生四百周年而作》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最密集的时期，共加入了11项国际人权条约。其中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职业康复和就业公约》。1984年，新中国中央政府宣布承认国民党政府在1930—1947年批准的14个国际劳工公约，如《农业工人的集会结社权公约》《工业企业中实行每周休息公约》《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关于事故赔偿的同等待遇公约》《海员遣返公约》《制订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船舶装卸工人伤害防护公约》等。
——摘编自罗艳华《改革开放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格劳秀斯国际法思想的主要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密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意义。
材料一 古希腊语的“世界公民”一词包含了“宇宙”“城邦”“公民”之意，最早由古希腊哲人狄奥根尼提出，“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除奴隶主和奴隶之外的自由民渴望休养生息，这种对古希腊世界及各城邦止战、和平、美德的思想在苏格拉底等哲人的论述中大量存在。斯多葛学派系统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地域划分不同的等级和国家，是违反自然法的，应废除国家的界限，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即“世界国家”。
17世纪开始，社会契约理论的近代公民观念诞生，“世界公民”政治诉求也逐渐明晰化。资产阶级推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及民主制得到普及，尊重公民诉求、和谐、共生等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趋向取代全球主义”。在此影响下，“没有爱国主义的全球主义的冷酷的、无用的和荒诞的，没有全球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和自私的”理念开始为部分学者所推崇。
材料二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意识到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教育无法正确处理国与国以及各国公民之间的关系。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国际理解教育”正式更名为“世界公民教育”，“世界公民”一词正式进入各国视野。“文明的冲突”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有着共同滋养的思想土壤，在“后殖民”时期，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开始与共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世界公民教育一起，构成公民教育的主要思想流派，并不断地推动“世界公民”内涵的扩展和“世界公民教育”的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宋强《文明交流互鉴的教育溯源：“世界公民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世界公民”内涵的特点，并指出推动17世纪开始“世界公民”理论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世界公民的看法。
材料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普鲁士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羚羊号”停泊于大沽口，准备进京与总理衙门接洽并递交国书，逗留期间发现了大沽口拦沙江外的三艘丹麦商船（时值普丹战争爆发），李福斯立即指示军舰追赶并扣押了三艘商船。按照国际法一般原则，交战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缉拿敌国商船的，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海行使这项权利。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以《万国公法》的相关条规为依据，照会李福斯“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国之权”，李福斯最初以扣留商船之地属于公海范围、自己无全权处理此事为由，拒绝解决此事，但都被奕䜣一一照例驳回，同时奕䜣要求“另请真正有权之员前来”处理此事，最终迫使李福斯承认“咎在我国”，释放商船并赔偿1500元银洋。
——摘自况落华《大沽口船舶事件：晚清外交运用国际法的成功个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沽口船舶事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沽口船舶事件的影响。
材料一 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16世纪，“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清晰的近代国家概念逐渐完备，其结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力被当作政府的基础。17世纪的荷兰是海上强国，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争夺海上霸权，需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法理论。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发生了“三十年战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中国际法规的思考。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二战之后，国际法发展到现代阶段。《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的组织法和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被普遍当作国际社会的“宪法”。《联合国宪章》把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力严格限定在“自卫”范围之内，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原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立后，也催生了相关的国际经济法规，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了契机。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和普遍化，以及核战争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个人的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也在国际法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摘编自王军杰《二战后的国际法及其发展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际法诞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概括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易显河教投在其著作《向共进国际法迈步》中指出，在东西对决、冷战尖锐的时期里，如何和平共处是政治家最关心的问题。此时，国际法是维护国家独立存在和最低限度的国际秩序最主要的工具，所以此时国际法的主题是“共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缓和时期，各国不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在国际关系各方面彼此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的意向，在此背景下，国际法的主题从“共处”变为“共合”；后冷战时代从政治角度看，大体上说，两极的冷战世界变成一个由美国主宰的包括俄罗斯、中国、法国等类大国的多极化世界；从经济角度看，一个包含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正在产生。这种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是不断向前的，这种状态下的国际法被称为“共进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摘编自钱晓萍《略论二战后国际法的发展》
材料二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主题演讲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建立在承认并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其所追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价值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目标一致，其所谋求的全球安全、发展、共赢、共享、和平等目标和国际法的价值相同。如果说国际法基本原则反映出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那么人类社会共同体也是以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非任意的，而是对现有国际法框架的发展和深化，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所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应当遵循的最高原则，即“宪法”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前提下对国际法的运用与发展，而不是对既有国际法秩序的颠覆。
——摘编自谢海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简述二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并概括影响国际法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相似之处及内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