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 财产税 | 人头税 | |||||||
| 土地 （亩） | 产量 （石） | 税率 | 粮价 （钱/石） | 土地税 （钱） | 刍稿 （钱） | 更赋 （钱） | 算赋 （钱） | 口赋 （钱） |
| 70 | 150 | 1/30 | 约80 | 约400 | 小于50 | 约3450 | 最多60 | 至少240 |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曹魏的租调制对汉代赋税所做的调整。(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曹魏的租调制。
材料一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但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摘编自[宋]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二“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
——摘编自[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租庸调制无法存续的原因。(2)与唐朝相比，材料二中的赋税制度有何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作用。
材料 官府市籴作为一种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市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措施，既是敛财的手段，又是平抑丰乏不均的法宝，在社会生活中作用颇大；市籴作为一种物质交换方式，涉及到官府和百姓两方，官府既可从中得利，百姓亦乐于接受，故成为许多治国者的普遍主张。在李悝看来，要避免因谷物价格的波动而伤民伤农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实行“平籴”，即视年景的丰歉状况而适当收购或抛售粮食，如此不仅可以稳定物价，“使民无伤而农益劝，而且可以“取有余以补不足”。
汉文景时期，籴粮多以入粟拜爵、入粟除罪的方式进行。到汉武帝时情况较前大为不同。有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官府籴粮得以顺利推行。昭宣时期，设立了“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的常平仓，它以调剂丰歉、维持常平为目的，以官府籴粜为基本运作方式而行于世，既是古代轻重平准思想发展的产物，又是汉以前官府籴粮长期延续的结果。常平仓自汉代创设之后，历代沿之。汉代的官府籴粮用途广泛，除供给军需和维持常平外，其他方面的粮食需求也常由此来满足。
——摘编自耿虎《春秋战国至唐官府籴粮制度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官府市籴的特点和目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汉代不同时期的籴粮政策。
材料 土田定制有赋有役。正赋凡二，曰夏税，曰秋粮，分二季征收、夏税纳小麦，秋粮纳谷根。南宫正赋夏税每亩征小麦一合一勺八抄三撮八圭，共征九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升有奇。秋粮每亩征二合六勺四抄八圭九粟四粒，共征二千一百一一十九石三斗九升有奇，此正赋也。正赋之外则曰杂赋，凡三，夏征者--曰农桑丝，每亩征折绢七厘二毫四丝六忽，共征一百八十一足二丈二尺余，秋征者一曰花绒，亩征一分八厘一毫一丝六忽，共征九百八斤十两三钱五厘，二曰马草，亩征四分八毫九丝二忽，共征马草三万二千八百一十七束，当日惟每绢一疋折银七钱，余纳本色。正赋以外则曰役法，役法有二，一日均徭，二曰里甲。均徭凡三，曰银差、力差、听差共银八千四百一十一两六钱余，里甲凡四曰额支、待支、杂支、役支共银三千六百三十四两二钱。正赋役法而外，复有站银，岁征四千七百六十九两八千余。马政三百一十匹，每匹征草料银一两。以上为万历志所载。其时征银凡二万两有奇，役法已居一万一千余炳，而站银尤不及馬。
——摘编自《南宫县志》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赋役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赋役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绡的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施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
——据《旧唐书·食货志上》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制入。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
——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上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半於官，故谓之一条鞭。
——据《明史·食货志》
材料三 1712年，康熙帝规定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即位后，将这笔丁银分摊到田赋中，称“摊丁入亩”。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约2000年的人头税彻底废除，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
——摘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到清朝赋役制度的发趋势。(2)综合上述材料，依据唯物史观，说明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实质。
材料 明初赋税分夏税、秋粮两次征收，所征主要是米麦实物。正统年间，江南部分税粮折银征收送赴北京，称“金花银”。明朝后期，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并、一概折银，即不但赋税折银征收，而且役也改由丁、田共同承担，折成银两，统一征收。政府所需的役，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上的重大变革。1712年，康熙帝规定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即位后，将这笔丁银分摊到田赋中，称“摊丁入亩”。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约2000年的人头税彻底废除。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推行一条鞭法的背景及作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材料一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崇祯四年（1631）辽饷结构表
注：明万历末年，为应对辽东战事而加派赋税，称“辽饷”。
材料二清咸丰同治时期（1851—1874）主要财政收入趋势表
注：清咸丰年间，“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间因兵荒而蠲免（注：免除）缓征”。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国内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依商品数量或价值加征约百分之一的税，称为“厘金”。
(1)明代为应对辽东战事、清代为镇压太平天国而筹措军费。阅读上述材料，指出两者增加军费的主要来源有何不同。(2)结合材料及所学，概括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并分析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
材料一 秦朝采用户籍制度。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允许立户的要求：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民户户籍有两种：“敌秦人”和外来人。除此，还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 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 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 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悖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共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腐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日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户籍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及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而十五税一”。《隋书·食货志》记载“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税。”开皇十年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也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清王朝在开国初期采取与民休息和减轻赋役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减免措施，既反映了统治者对发展农业的重视，也反映了历代王朝的赋税收入对农业的依赖性。
——摘编自石妍妍等《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初探》
材料二 “摊丁入亩”制度使土地与丁役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农村范围而言，田多者多出役银，田少者少出役银，没田者不出役银，人们的役银负担在总体上相对均衡……同时“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也使纳地丁银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力差，即不需要亲自服役，避免贻误农业生产。把丁役银平均摊入土地以后，各地役银收入不仅没有从前的缺额之虞，而且还往往有溢额出现。
——摘编自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农业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评价清朝的赋税制度。
材料一 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注：指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还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比较重要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接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能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在治税思想上，近代西方国家确立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普遍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而且，在西方所谓的法律仅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纳税普遍原则和征税确定性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税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税收较古代有何新变化；并简析其主要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古代中国，说明近代西方国家税收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