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井田制、授田制、均田制到两税法，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四种税制。皇帝根据亲巯远近来决定其分配土地的多少以及税收负担的多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贵族要么拥有免税权，要么与官府句结，逃迎税收.最大的地主——皇帝却完全不用纳税收。皇室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皇家的私库与国库之间却并非完全封闭，皇帝经常会伸手进入国库花费财政税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列举了从唐朝租庸调到明朝一条粮法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从唐中后期“两税法”到雍正年间的“掉丁入亩”，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把人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商业。

——据《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共启示》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报效、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中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狐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据《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 唐代后期因战乱，居民流动，官府为了税收已不再分土著客户，元和十五年（820年）即敕"自今以后，宜准例三年一定两税，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也就是把客户改为朝廷的编户，以便成为朝廷的纳税对象。客户原先是指外来户的内涵也逐渐消失，而”浮客”“牛客”“小客”等没有常产的贫民、佃户成为“客户”的新含义；主户则是指有常产主要是有田产的民户。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