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教，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中国政府及时做出了加强疫情防控的全面部署，我们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他国家暴发疫情后纷纷向我国学习、效仿我国的应对措施。

材料   新中国成立和期:各种急慢性传染病等出生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健康。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结合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发表书刊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破除迷信，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意，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对各种疫情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建设有效处理疫情环境，加强交通卫生检查等等，组建和派遣中央和地方各级卫生防疫队，建立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和各专业性防疫机构。同时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初期的瘦病防控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疫情与国家应对》

材料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在公共危机应急救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汉疫病流行，西汉有11次，东汉有27次。疫病爆发以后，帝王一般会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举办大 型祈禳仪式。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并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东汉和帝永元问，曹褒官为城门校尉，“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每逢疫情严重，惑病人增多，政府会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

——摘编自刘滴川《大瘟疫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

材料二 晚清时期，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新型商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我本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怀。发生重大灾荒时，他们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 灾款和物资，义贩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

——摘编自姜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三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局限在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上。2003年“非典”后，针对危机事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在研究中各有侧重。2005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个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 律法规。汶川地震时，国内媒体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地对地震和救灾情况进行了及时、充分、生动的报告，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抗震救灾上，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摘编自刘亚光《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生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