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疫情多发……唐代也不例外。尽管医疗机构很完善、发达，但仍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重要原因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在此情况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受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唐代开办悲田病坊，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底层群体。所属关系有：一是受官府管理，经费也来自官府；二是僧人自行管理，经费来源于寺院。

——摘编自廖靖靖《多姿多彩的大唐风貌》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各级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朝廷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的举措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其中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产，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对瘟疫防治的重视又促进了官、私医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另一方面针对疫病的传染，采取了建立病房、隔离病人和掩埋尸体等措施。经济上的救助与政治上的管理也对瘟疫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基于根据地严重的疾疫流行状况，从抗战初期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从“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开展各种卫生防疫工作。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如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初，边区各地逐渐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配备卫生专业人员，并由部队协助培训；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到1942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包括报告制度、会诊制度、服药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卫生行政制度，以及较为严格的各级卫生条规、条令等；开展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组）创办药厂、组织中医下乡为群众治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1944年太行区行唐县开展除害虫、害鸟、害兽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因日寇频繁扫荡、灾荒和其他因素影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完整的防疫体系，但根据地积极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力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摘编自李洪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疾疫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