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受到宗教的影响，人们认为麻风病人是不道德且受到上帝责罚的人。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以及对麻风病的医学研究较为匮乏等原因，麻风病在加州、纽约州等地快速传播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麻风病并非中国人带到美国且在美中国人患病的比例并非最高，但是在种族主义、排华风潮的推动下，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将麻风病与中国人联系的倾向，出现了如“Chinese 1eprosy”、“Chinese disease”等来形容麻风病的词汇。“中国人不干净”，“中国人又穷身体又弱”等不好印象以及“黄祸”（ Ye11ow Peril）等加剧人们恐慌的话语。而这种将麻风病和中国人联系起来的倾向，加剧了排华风潮、主张了种族主义，对在美华人的生存及声誉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也极易造成民众的恐慌，不利于民众正确认识麻风病和推进麻风病的研究与防治。
——摘编自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潮出现，工人运动也影响到了政界。1882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签署《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律形式排斥少数族裔的法案。1902年该法律被无限期延长。清政府曾与美国交涉。但‘弱国无外交’，交涉也没用。1943年2月，《排华法案》被废除。在百余年之后，在美华人族群终于等来了这迟来的道歉。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以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第683号决议案），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摘编自王希怡《专家评美国就排华法案道歉：道歉不是良心发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美国麻风病污名中国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排华法案》的变化历程并简要评价。
材料 疟疾是一个全球广泛关注且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持续关注疟疾防治，取得了辉煌成就。
战国至西汉 | 《黄帝内经》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中专篇论述疟疾的病因、症状和疗法。 |
魏晋南北朝 | 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民间抗疟验方。 |
明 | 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服用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进献的美洲金鸡纳霜，迅速痊愈。 |
近代 | 奎宁、氯喹等抗疟西药小规模引入中国。受国外技术垄断、国内医药工业落后等因素影响，导致其价格昂贵。 |
新中国初期 | 1967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卫生、高校院所、医药化工等部门进行科研大协作。经过艰苦攻关，青蒿素等抗疟药物的成果得以问世。 |
改革开放以来 | 青蒿素类复方药由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推广。屠呦呦获得 2015年度诺贝尔奖。2021年中国获得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 |
——摘编整理自余凤高《致命的亲吻：疟疾的历史》等
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围绕“中国抗疟历程”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充分，论据准确，逻辑清晰。）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各级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朝廷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的举措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其中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产，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对瘟疫防治的重视又促进了官、私医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另一方面针对疫病的传染，采取了建立病房、隔离病人和掩埋尸体等措施。经济上的救助与政治上的管理也对瘟疫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基于根据地严重的疾疫流行状况，从抗战初期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从“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开展各种卫生防疫工作。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如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初，边区各地逐渐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配备卫生专业人员，并由部队协助培训；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到1942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包括报告制度、会诊制度、服药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卫生行政制度，以及较为严格的各季卫生条规、条令等；开展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组）创办药厂、组织中医下乡为群众治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1944年太行区行唐县开展除害虫、害鸟、害兽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因日寇频繁扫荡、灾荒和其他因素影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完整的防疫体系，但根据地积极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力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摘编自李洪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疾疫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晋察冀边区政府卫生防疫的作用及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考古专家发现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隔离的意识，遇到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疾病，一方面对病人进行隔离，另一方面则进行祈祷和祭祀来消除疾病。战国时期，得了麻风病的人需要送到专门的隔离区。秦朝时期更是将对麻风病人的隔离作为法律条文写入《秦律》。后来，民间力量也开始崭露头角，寺庙、私人医馆纷纷加入传染病的隔离工作中去，以弥补朝廷力量不足时空缺。唐代《千金药方》记载：“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重视预防疫病的，光是与医疗相关的场所就非常多，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安济坊、太医局……明朝的《痘疹世医心得》中写道：“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
——摘编自尹媛萍的《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等
材料二 近代欧洲国家建立了隔离检疫制度，但不利于海运贸易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容易造成禁运混乱。为此，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召开，试图在疾病控制和经济发展中寻求平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多国公共卫生管理者召集在一起，因此这一年被视为“国际卫生”的起始点。随后，大会定期召开，但这种形式并不稳定，也缺乏约束力。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治传染病的方法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国际卫生”的内涵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概念出现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根据《宋史·五行志》中记载，在整个两宋时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疫病大概有29次。南宋152年间，平均每五年就出现一次，其中有26次发生在江南地区。杭州取代汴京成为宋朝的首都以后，也成为新的流行性疾病的多发区，苏轼曾评价杭州的流行病指出，“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从时间的分布上看，从1142-1190年的48年中共发生13次传染病流行，平均每4年一次；1195-1211年的16年中发生了9次，平均每2年就有一次瘟疫。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传染性疾病大多发生在夏秋之际，23次有明确月份的记载，其中有15次疫情是发生在这个季节，约占65%。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贫富皆病，死者约十之五六”，“浙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浙西大疫流行，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流尸无算”。
——摘编自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流行病的灾难，促进了医学卫生的各种研究和观察，为近代卫生学的发展铺平了路。以1845年中英《上海土地章程》的颁布为起点和标志，公共租界开始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进程。此外，工部局还颁布了一些法令法规，以使公共卫生管理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第42条涉及到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内容；1901年工部局起草《公共卫生细则》，以实行传染病的强迫性通知和传染病人的强迫性隔离。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不论在组织、体制、法制还是关于传染病的现代防疫措施上，均已达到了相对完善的水平。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
——摘编自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疫情发生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特点及原因。
古代中国疾病疫情概况表
| 时间 | 流行病疫灾概况 | 病疫区域 | 主要举措 |
隋末唐初频繁，疫 | 隋朝北方病疫多于南方； 唐朝与五代南北基本平衡。北方疾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三角洲。 | 政府主编并颁发《诸病源候论》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防控：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贩灾送药：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注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大力提倡植 树造林等。 | |
| 灾频率 12.4 % ,盛唐 | |||
隋、唐、五代 | 最低；安史之乱后 135 年间发生 9 次， 后期的 7 次相当严 | ||
| 重。唐末至五代，疫 | |||
| 灾频繁。 | |||
| 瘟疫共 45 次。宋建 | 中央设太医局，地方设惠民药局，北宋设立官药局，还设校正医书局，专事校勘、整理医学文献。政府将“疫灾”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 | ||
| 立后 103 年内共 10 | 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 | ||
两宋 | 次。宋末 64 年间共 发生 5 次瘟疫，严 | 部多，其中涉及浙江省的瘟疫最多，都城比其他地 | |
| 重瘟疫出现 3 次。 | 区多 | ||
| 春夏发病有 31 次 | |||
| 276 年共发生疫灾 | 惠民药局予以继承；明中期以后，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公立和私营的医院开始普及，州、府、县几级行政区都 有医院。 | ||
| 330 次，前期疫灾次 | |||
| 明朝 | 数少，中期和后期 | 南方较多、北方较少 | |
| 次数多。夏季最多， | |||
| 冬季最少 | |||
| 269 年共发生大、小 | 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 | 江南地区大多数惠民药局中， 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偶尔发挥作用。私营医院更为普遍，民间医生刊刻医方散送民众，利用自身力量影响官府进行救治。 | |
| 瘟疫 149 次。前清 | 内陆地区递减的规律。浙 | ||
| 197 年中有 84 年发 | 江、江西、福建、山东等 | ||
| 清朝 | 生了疫病。1840 年 | 省的疫病发生频繁，黄河 | |
| 以后，疫病发生的 |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病 | ||
| 频率和影响范围明 | 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其 | ||
| 显上升。 | 他地区。 |
——摘编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张剑光《三千年疫情》等医学著作
从材料中提取至少两条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19世纪在全球曾经出现过三波全球性的霍乱。它最早起源于印度孟加拉地区，英国为了补充殖民地的劳动力，将此地廉价劳动力运送到各地，从而将霍乱带到全球，尤其是蒸汽船的使用，加速了传播速度，在西方，霍乱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卫生条件最差的地区许多国家针对霍乱，提出公共卫生和国家管理的一系列改革。1866年，法国领导人拿破仑三世号召召开国际会议，提议设立一个国际卫生组织，试图找出应对瘟疫的办法，但是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议，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霍乱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明白霍乱不是直接传染性疾病，而是水中传播的疾病，只要控制水污染，防疫就很容易。另外由于电报的普及，消息迅速传播，使人们感到恐慌，导致国际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00年左右，人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回到国际协调上去，因此有了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专注于如何控制疾病传播：有了第一个国际机构，用来监督和存储信息，这些行动对于防止瘟疫传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摘编自马克·哈里森（19世纪的霍乱与全球一体化
依据材料和所学，对19世纪霍乱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进行简要解读（要求：提取材料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达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洗。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捕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士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污水随意排放，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并每年要夺走20000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艾德文·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归因为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肮脏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和食物，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1）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应对疫病的主要措施？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的背景。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特点，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疫病防治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