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史上有些对付疫情的方法与措施值得了解与借鉴。比如对付麻风的方法是隔离，早期是将患者驱逐出境（乡镇），近代以来是建立麻风病院……急性和大规模传染病突发时采取强制性封户或者封城，阻断传染病的传播与扩散……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闭；或者是建立专门时疫医院，集中接待传染患者，专门治疗，并与医院其他患者隔离……18世纪前后人痘接种法传到欧洲，1796年英国人疸接种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术，成为有效对付天花的无害疫苗，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此疫苗的作用与重大意义，英国议会立法强制推行接种疫苗……20世纪之前危害社会与人群的斑疹伤寒、白喉等传染病得到控制。

——摘编自高晞《世界历史上的疫情与应对》

材料二       二战后，英国于1948年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自建立以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快速成长，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一方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既面向全体国民，自然也就无法忽视女性，于是不得不在其体系中逐渐改善针对女性的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建立与发展，进一步挑起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女性得到进一步解放。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源于女权运动，当然它也推动了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汪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研究》

4 . 材料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脊髓灰质症是当时威胁全球的疾病之一。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乔纳斯·索尔克的灭活疫苗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疫苗。阿尔伯特·萨宾认为，由减弱但仍具有活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组成的疫苗将比灭活疫苗更有效，因为它可以产生终身免疫力。然而，他需要数百万名受试者来记录他的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在美国并没有足够的未接种疫苗的人进行测试。与此同时，在苏联，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正在急剧上升。1956年1月，苏联派斯莫罗廷采夫、楚马科夫等人前往美国与索尔克和萨宾等几位美国科学家进行交流，同年6月，萨宾在美国国务院授权下，并经过联邦调查局的严格审查后，前往苏联，与苏联研究人员在一起工作并倡导他的活病毒疫苗。1959年，楚马科夫决定组织首次大规模临床试验，使用萨宾的弱化活毒株制成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OPV），在全苏的1000万名儿童身上进行了试验，结果证明了这种方式是成功的。几年后苏联根除了脊髓灰质炎的威胁，苏联取得的成功推动了美国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今天，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正努力在全球根除这种疾病。

——摘编自孔维琴《冷战时期美苏疫苗合作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英国乡村医院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据伯纳德的统计，乡村医院的资金来源最主要的三项为：富人群体的认捐款、富人和病人的捐赠款、病人付款。他将乡村医院建筑的选址要素归纳如下：避开低洼和潮湿地带……周围环境干燥，树木不可过于茂盛等。乡村医院装备简单合理，造价低廉，一间6张床位的乡村医院从建立到设施配置完备，费用只需350英镑……以1879年水上波顿乡村医院的年度报为例，该报表由院长、医务官、秘书、会计、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编制，详尽记载了收治病人的疾病类、所受捐赠的具体金额、医院购置设备的费用和日常开支，甚至对医院所用井水的质量指标相关数据也有所涉及。

——摘编自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

材料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高桥、吴淞卫生实验区遭到严重破坏：七七事变后，上海随即遭到日军的侵略，各种建设自然无法照常继续。在江湾，伤寒、霍乱的预防接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许多人出于无知，或者认为这是管闲事，对之表示反对。1933年，上海市“公私经济，仍在喘息未定之中，市政建设，尚难充分发展，是以上海之卫生经费，未能有所增加，故卫生事业之促进，极感困难”。上海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人才最多的城市，但是上海的医生多以服务城市为旨归，不愿到乡村工作。

——摘编自李传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受到宗教的影响，人们认为麻风病人是不道德且受到上帝责罚的人。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以及对麻风病的医学研究较为匮乏等原因，麻风病在加州、纽约州等地快速传播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尽管麻风病并非中国人带到美国且在美中国人患病的比例并非最高，但是在种族主义、排华风潮的推动下，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将麻风病与中国人联系的倾向，出现了如“Chinese leprosy”、“Chinese disease”等来形容麻风病的词汇。“中国人不干净”，“中国人又穷身体又弱”等不好印象以及“黄祸”（ YellowPeril）等加剧人们恐慌的话语。而这种将麻风病和中国人联系起来的倾向，加剧了排华风潮、主张了种族主义，对在美华人的生存及声誉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也极易造成民众的恐慌，不利于民众正确认识麻风病和推进麻风病的研究与防治。

——摘编自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潮出现，工人的运动也影响到了政界。1882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签署《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法律形式排斥少数族裔的法案。1902年该法律被无限期延长。清政府曾与美国交涉。但‘弱国无外交’，交涉也没用。1943年2月，《排华法案》被废除。在百余年之后，在美华人族群终于等来了这迟来的道歉。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以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第683号决议案），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摘编自王希怡《专家评美国就排华法案道歉：道歉不是良心发现》

材料三   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各级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朝廷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的举措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其中官修医学方书的编纂与推产，官府药局药品的生产与应用，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范围内对控制瘟疫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对瘟疫防治的重视又促进了官、私医书的产生，出现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另一方面针对疫病的传染，采取了建立病房、隔离病人和掩埋尸体等措施。经济上的救助与政治上的管理也对瘟疫防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韩毅《宋代瘟疫防治及其特点》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基于根据地严重的疾疫流行状况，从抗战初期开始，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卫生工作人员从“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开展各种卫生防疫工作。其措施主要有：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如从1937年11月到1944年初，边区各地逐渐建立各级卫生行政机构，配备卫生专业人员，并由部队协助培训；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到1942年1月，晋察冀根据地已经建立了包括报告制度、会诊制度、服药制度等较为完整的卫生行政制度，以及较为严格的各季卫生条规、条令等；开展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和教育；实施各种卫生防疫办法，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组）创办药厂、组织中医下乡为群众治病；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如1944年太行区行唐县开展除害虫、害鸟、害兽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因日寇频繁扫荡、灾荒和其他因素影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完整的防疫体系，但根据地积极的卫生防疫举措有力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

——摘编自李洪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疾疫应对》

材料一   清代前期以草泽铃医（游走江湖的民间医生）为代表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一般来说乡村的疫病救治基本上由地方精英承担。清后期，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卫生防疫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港口检疫的实施与晚清卫生行政改革是卫生制度化的开端。民国时期乡村出现了由社会力量、地方政府和国家举办的卫生实验区、保健员（制度化的卫生工作者，在使用西医治疗简单疾病的同时，还承担了卫生防疫的任务）与合作医疗制度。但这些变革仍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乡村仍有赖于传统的医者提供医疗服务。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中医药人员被整合进联合诊所，草泽铃医被禁止从事医疗工作。人民公社化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模式为卫生制度化提供了组织保证，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制度随之普遍建立。此后，合作医疗制度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终因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而宣告失败。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促进了农村保健员的培养，随之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广。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医疗的困境，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不断改革中逐渐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三春《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